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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65年的历史放回到五千年文明中 今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5周年的纪念日。在这65年间，中国从一个饱受列强侵略和欺辱的贫穷落后国家一跃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制造业国，最大贸易国。 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成就是如此的巨大，不仅出乎外部世界的预料，也出乎中国人自己的预料。以至于在建国65周年之际，人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去细数中国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 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本质？如何读懂这个高速发展巨人的政治文化基因？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人口众多，历史传统深厚，因此读懂中国并非易事。对于理解中国的困难，西方国家有深切感受。 美国设立东亚研究所的大学有三十所左右，其中不乏一些全球知名学府，外加若干著名智库，研究中国的人才众多。但美国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始终处于雾里看花状态。从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围绕着“谁失去了中国”这个“伪问题”的争论到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虽有了很大进步，但对中国社会本质的理解，却没有实质的进步。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一直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两个极端中摇摆，根本无法解释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对于西方国家在解读中国发展问题上的无力，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斯蒂安·海尔曼在去年年底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试验西方始终没有读懂》的文章，坦承西方忽略了中国独有的政治决策体系。 不仅西方人在看中国社会时常常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即使是中国人在看中国时也常常是“不识庐山真面”。蒋介石也算是一代人杰，不能说没有政治头脑。65年前，蒋介石在大陆兵败退到台湾后，一方面深刻反省自己，另一方面也潜心研究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建立的新共和国。 他自认为集毕生之经验，看透了中共和大陆政权，在1956年出版了《苏俄在中国》一书。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把中共解读为苏俄的附庸，断言中共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可惜这本书出版不久，中苏就发生激烈论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甚至把苏联当做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跟中共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蒋介石从来就没有读懂过中共，遑论理解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 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对中国认识的最大误区在于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立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论述林林总总，基本看法大体有两种。 一种看法是把中国看成是前苏联的东亚翻版，这种看法尽管承认中国与前苏联有巨大差别，也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重大变化，但认为中国终究还是前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一个变种。 一些西方战略家认为，中国这种共产主义变种可能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但与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却不相容，这种改良版的共产主义模式迟早是西方世界的威胁。 西方国家理解中国的另一种观点是把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看成是中国西方化的一个过程，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只是一个不长的历史插曲。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西方化进程在1949年虽然一度遭遇中断，误入苏联引导的歧途。但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就开始走出苏联模式陷阱，回归跟西方国家接轨的正道。今日中国政府虽然还在坚持过去的根本制度，但这只是一种维系渐进发展稳定的策略，中国彻底西方化的进程已经不容逆转。只要假以时日，中国终究会踏上西方国家走过的普世大道。 以上两种对中国的看法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二者都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以西方的制度理论来解释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政治思潮尽管派别众多，但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维护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自由主义学说，另一类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己任的各种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学说。 在制度层面，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一度兴起过的欧洲共产党国家曾在冷战时期相互竞争。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西方之外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包括东亚的中国，要么是按照欧美资本主义的普世道路发展，要么是按照苏联模式发展。尽管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在用“西方中心论”的眼光看世界，但基本都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最终会万流归宗，步西方之后尘。 从表面上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中国跨入现代化的进程并非是自身历史的逻辑发展，而是在西方枪炮侵略下的一种被迫选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以反省和批判自身的传统文化，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方式展开的。 晚清的最后几十年，中国向西方的学习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从制度到文化的几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西学伴随着中国的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急剧扩张。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介绍了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精英也尝试了西方的各种制度，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走马灯似的更换。当这些尝试失败以后，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又引进了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因此应运而生。最后，中共依靠从苏俄传来的革命理论动员底层社会的劳工群众，最终在1949年夺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诞生。 由于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