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与对历史学的影响 〔2〕.docVIP

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与对历史学的影响 与西方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不同，中国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取代传统史学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在传统史学内部长期蕴育发展，即通过对传统历史观、史学方法与规范等进行不断革新与完善来实现的，而是在外界因素，主要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背景激发下，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观念、方法和规范，确立起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思维方式。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挽救灾难深重的国家，保持民族自立与自强成为近代中国人关注的最紧要课题，近代史学也不得不围绕这一课题并服务于这一课题。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近代史家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近代史学渗入了深刻的社会内容。深重的危机意识和强烈的经世情怀，是中国近代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近代史学思维方式的显著区别。 近代学者齐思和概括晚清学术时这样说道，晚清之际，“一批新兴青年学者，忧时势之急迫，感汉学之迂阔，对于极盛一时之考证学，遂失其信仰，转而提倡经世之学焉。” 他们“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近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 。在“忧患”与“经世”风气影响下，人们读书务求实用，以“有用”与否来判断中西学术，以是否“实用”作为标准来取舍学术。 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其有“用”。从最初的史地知识介绍，到后来西方史著的编译和中国史家编写西方史书等，不管形式如何不同，其社会致用性一直是首要目标。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学以社会现实为导向，在对西方史学传播时，其主要价值判断不在于学术性，而是在于社会性，把是否服务于社会，尤其是否服务于社会变革，是否有助于救亡图存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 《泰西新史揽要》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此书被翻译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并不是一部优秀史书，甚到可以认为是 “一部观点狭隘、受着文化局限而又沉闷的三流作品”。译者在书中还露骨地为侵略辩护，称是“不得不借兵力以定商情”，诬指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恃其权势” “弃好寻仇”，而中国的失败是由于“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 。既然如此，这部书为什么能当时中国大受欢迎并迅速传播呢？原因在于，它是最早被翻译至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之一，对中国了解西方历史很有帮助。梁启超在1897年所作的《史学书目提要》中评论《泰西新史揽要》，认为“此书近事颇详，实为西史肯要”．足“以取法”，足“以垂鉴”，康有为因为它“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在1898年《上清帝第五书》中，把《泰西新史揽要》推荐给光绪皇帝 。 现实的关照是近代史学思维的基本情怀，它作为一个强大的内驱力，深刻影响着近代史学发展方向与内容取舍。然而，中国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知识基础来源于西方近代史学，因此西方近代史学思维中的观念与价值无疑会被深深地植入进来。在西方，近代历史学被视为一门科学是主潮，科学是近代西方史学思维的核心价值趋向。中国近代史学在与经学分离的过程中，科学迅速成为史学的价值取向，尽管“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困绕中国学者，始终找不到统一的答案，但它一点也不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学对科学目标的追求。 当历史被视为一门科学，或者当历史学确立科学价值追求时，学术对真理的追求就成了首要目标。为了达到致科学的目标，要求史学要采取超然物外、纯然中立的态度，这势必与史学经世的价值取向相背离。 胡适是梁启超发动史学革命之后归国的学者，他深受西学近代学术的浸染，把科学追求视为学术的首要目标，并且曾力图把经世的价值判断排除于学术追求之外。胡适主张“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 ，他强调“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 。他反对为经世致用而功利性地做学术，他说 “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一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态度” 。受科学主义影响，1920年代的梁启超也主张，“真学者之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言” 。在胡适、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下，二十年代科学史学取得压倒地位，涌现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一批科学史学大师，整理国故与古史辨等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24年杨鸿烈出版《史地新论》一书，书中明确提出“历史家的唯一目的”，“是求得真相”。“历史的目的乃是与人类以过去完全可靠的写真” 。吕思勉也认为，“学术在于求真”，史学研究也是如此。 胡适等人的史学追求“纯学术”的努力并不顺利，因为在他们努力“为学术而学术”，史学的经世价值已然渗透于其学术努力之中。胡适在谈及整理国故的目的时，也承认他是以“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为手段，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是古史辨的发起人，他认为学术是自己的天性，他认为史学的目的在于求真。他说，“吾辈研究历史者注重证据，重证据者必重然否，其目的在止于至真”。 顾颉刚坦承“我既没有政治的兴趣，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