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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重在制度改革 3月17日，中国国务院新任总理李克强在他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去推进。而这轮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的总体思路：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结合这两个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轮新型城镇化重在制度改革。 中国如要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有一定的中速水平的经济增长作为支撑。那么要想保证这种增速，必须在中国国内寻找内需潜力。毫无疑问，城镇化肯定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但城镇化只能说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而不是内需所在，要想从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就必须要借助改革来推动其实现。换言之，中国的城镇化是作为最大内需潜力所在，改革则是作为最大红利所在，两者结合起来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 同时，这轮新型城镇化明确提出，核心将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之前中国的城镇化更多的是体现为以物为主，直接造成了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中还出现了2.6亿处于夹生层的农民工群体，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半城镇化现象，这些人尽管生活工作在城里而分享不到城里的公共服务，这种以物为主的城镇化肯定是低质量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要想从以物为主转身走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其中最大转身并非是基础设施、土地开发这种“硬转身”，而是牵涉到制度改革层面的“软转身”。因为长期以来中国高速、巨额的城镇化基础设施投入，大量建新城并没有达到实现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缩小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依旧停留在只重速度而非质量的层面。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一定将是制度改革的“软建设”为主，基础设施的“硬建设”为辅。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这轮新型城镇化将是一个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对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这种制度改革成功如否将直接关联到这轮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改革的方向主要通过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释放并扩大内需，最终实现安居乐业。这些城镇化的制度改革将牵涉到众多方面和多种层面。首先要直面与城镇化关联程度很高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方向是让目前已经处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以及未来还将陆续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能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最终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这些公共服务将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现公平原则，避免收入差距过于拉大，确保社会的稳定。土地制度改革是要实现土地增值的合理分配，处理好人地矛盾、农村和城市的矛盾，实现土地增值的合理分配。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 当这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行户籍和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肯定会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改革予以配合。 比如要实现户籍制度改革，一个农民要转化为市民分享到均等的公共服务需要的资金当前水平将在几十万左右，几亿农民累计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另外一方面为了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配比例，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必然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当面临这种此消彼长的局面，意味着会加速现有的财税税种设置的改革，会加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分配机制的改革；也会加速国有资产进行新一轮股份化改革，当然也会加大对金融创新的改革力度。而且可以预见在实行这种农民分享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将面临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间的利益调整，甚至会出现一些激烈的博弈。比如去年发生在北京和上海市民和进城农民关于异地高考问题上已经体现出来了。这都意味着为了面对这种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利益冲突，可能需要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予以配合。 比如要实现城镇化中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不让资源更多的集中在北、上、广这些特大城市里面，需要通过建设更多的城市群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要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要推动产业对城镇化的支撑作用，必定会鼓励中国全社会更多的人参与到创业中来，那么就必须进行取消更多限制民营经济进入领域的制度改革，必定会让推动在全球化范围内资源的实施更多资源配置，会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等等。 由此我们可见，这轮新型城镇化重在制度改革，而每向前进行一个制度改革就可能产生众多的关联制度改革，从而在中国更大范围内形成绵绵不息的内生型改革的格局。换言之，这轮新型城镇化推行的改革将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总抓手。 有了这些对新型城镇化重在制度改革的认知，一方面可以避免社会上将新型城镇化认为是一次新的投资大跃进，避免地方政府和企业继续依赖投资来推动经济，阻碍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一方面也让全社会意识到战略布局新型城镇化是在进一步坚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