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文化理论.docVIP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 一、序言 一般认为，卢卡奇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为卓著的便是法兰克福学派。平心而论，法兰克福学派没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思想，研究所成员之间的思想认识也不尽一致，马尔库塞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之间有严重的分歧，哈贝马斯更是与其前辈们有不同寻常的决裂。几十年的风雨如晦，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历经战争磨难，饱受迁徙之苦，形成所谓的“批判理论”，涉及领域繁多，影响面极广。有人认为，要想真正的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需要拥有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具备的一切知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加之学派著作大多使用德语写作，语言艰涩难懂，所以，研究者们很难全面而精确的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对其做出优劣、得失方面的公允评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松散的整体”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域，述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价值倾向，考察其理论渊源，还是有一个大致的脉络可循。 所谓“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由“社会研究所”（The Insi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一些成员组成。如果需要开列一份名单的话，这些20世纪“左派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典型代表”先后主要有：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W.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弗洛姆（Erich Fromm）、基希海默、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实际上是独立的。1923-1929年期间的研究所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所长由法律与政治学教授格吕堡（Carl Grünberg，1861-1940 ）担任，成员背景复杂，既有共产党员，也有社会民主党员，与当时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影印马克思未出版的手稿抄本，主要侧重于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所长格吕堡虽然十分赞成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来彻底解剖资产阶级社会，但是他认为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只是简单的“卓越的归纳”而已，编辑出版的“格吕堡文库”主要以工人运动史为主，零星的有一些理论著作，因此，这一时期并没有形成令人较为满意的批判传统。严格的说，我们现在指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与霍克海默关系甚大。1930年6月，霍克海默任所长，社会研究所转向对文化等社会上层结构的分析，从此开始了理论研究的多产期，学术与社会意义上的法兰克福学派才算真正诞生了。我们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成员具有犹太血统，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研究所面临生存的危机，不得不开始其流亡生涯，颠沛流离中，霍克海默等人终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了栖身之所（后来又迁至加利福尼亚大学），直至1950年。近20年的美国生活，恰好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黄金时期，“国家不幸诗家幸”，流亡的理论家们因此获得了与发达工业文明亲密接触的良好机会，动荡的岁月中，他们怀着别样的心情，洞若观火，在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文明进行深刻的理性批判的同时，建构了卓绝于世的社会批判理论。 确切的说，法兰克福学派之批判理论的出现，并非是横空出世，它与欧洲学术思想传统之间有着深切的渊源关系，学派的许多成员从中直接或间接的汲取了不少精神养分。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里头，明显存在这些传统的痕迹，如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学说，康德的伦理道德思想，卢卡契的“物化”理论，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尼采和叔本华的“生命哲学”等等。 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每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都有其各自遵循的一整套基本理念和原则，研究过程中的选题决策、具体方法选用、甚至对数据合用性以及结果有效性的评判标准都会受到它们的影响，这些理念和原则就是“范式”（又译为典范）。范式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因素构成的整体，而且还涉及该整体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作为一种模型和范例，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常规科学其他复杂问题的解答基础。基于上述意义的前者，我们认为，批判理论更像是人们考察社会与文化现状时所必需的一种研究范式（paradigm）。 法兰克福学派对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科学与现实等矛盾和范畴之历史进程的关注早已有之，他们希望倡导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型的“否定性”理论——批判理论。阿多诺认为，之所以使用“批判理论”一词，“不是为了使唯物主义成为可以接受的，而是为了让人们在理论上意识到使之区别于唯物主义的是什么东西”。霍克海默所主张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