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抗日,近年研究概况.doc

近年来，关于长征研究不仅在决策、准备、重要战役、重要会议、落脚点的选择等方面进一步深入，而且涉及到了长征中的文化工作、经济供给、华侨与外国人等方面，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 对于红军长征前的决策和准备工作，学界基本扬弃了过去沿袭多年的“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是“没有必要的准备工作”的“仓促出动”等观点。论者认为，长征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做了大量准备，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实施这一战略转变犹豫不决，撤退过于仓促，因而这种准备才不充分。问题主要出在战略转移的组织和指挥上——决断犹豫，没有早走；不会跑、不快跑，延误了战机；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准备坚决的战斗；舍不得丢东西，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 关于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传统观点是长征一开始就是要北上抗日。近年有学者提出，把北上抗日作为长征的目的，并最终把立足点放在陕北有一个过程，其间经历了多次变化。从现有资料看，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选择在陕北并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党中央、中革军委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全国发展变化的形势逐步作出的。 以往的长征研究中，较集中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其他三支红军长征的研究比较薄弱。近年的研究，对长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有学者强调，不能因为张国焘搞分裂主义而否认或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功绩。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支援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 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正确制定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要解决的首要问题。70年前，这一问题同样制约着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进程，关系着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成败。 　　红军长征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的东北三省，接着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关内，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重。而此时的蒋介石却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政策，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和不抵抗的态度，对离开根据地处于战略转移不利态势下的红军，却调动数十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使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因此，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把红军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和实现直接抗日的目的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党中央正确判断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正确处理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关系，所做出的极其正确的选择。 　　在日寇的疯狂侵略面前，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基本口号。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作战，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1933年初，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又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条件下，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1934年，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但仍然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红7军团和红25军战略转移时，就分别称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主张，并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同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11月，红2、6军团离开湘鄂川黔苏区，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开始战略转移，并在所经过的地区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积极组织各种抗日武装团体。同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甘南，红军三大主力在抗日前沿阵地胜利会师。 　　从红军长征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出，党中央制定的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北上抗日，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使红军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退却，变为团结一致向抗日前线迈进的英勇进军。工农红军以民族解放大业为己任，北上抗日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二是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