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停战协议.doc

缅甸停战协议 篇一：缅北民族冲突与中国西南边境安全 内容提要】缅甸少数民族武装聚集地—缅北紧邻中国，该地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中国有着广泛的联系，缅北民族冲突对中国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和对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带来新的挑战，对此，中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发挥建设性作用。 【关键词】缅甸民族冲突中国对策 缅甸自1948年独立以来一直为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所困扰，民族问题贯穿于独立至今的整个历史进程，成为影响缅甸政局、经济乃至国际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值得关注的是，截至2012年5月，缅甸政府已经和大多数反对派民族武装组织达成初步和平协议，这让人们看到了缅甸民族和解的曙光。由于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南线屏障，中缅国境线长约2185公里，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应对缅北民族冲突对中国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及中国在缅甸投资的影响。 一、缅甸民族冲突的由来首先是英国殖民统治播下了民族分离的种子。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700多万人口中有135个民族，其中缅族占人口总数的2 /3。1885年英国侵占缅甸后，对缅甸各民族采取“分而治之”、“以夷治夷”政策，蓄意挑拨、制造民族矛盾。英国对缅族聚居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对少数民族地区则通过当地的土司、山官实行间接统治。这一时期，缅族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有较大发展，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基本没有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与缅族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和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二战后英国殖民者退出缅甸前，别有用心地扶持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这为缅甸独立后的民族问题埋下了隐患，加深了少数民族的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 其次是1947年宪法危机埋下民族分离的隐患。1947年，缅甸“建国之父”昂山将军认识到民族团结是独立的首要条件，因此提出建立联邦制，允诺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以高度自治权，保留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特权。除克伦族之外，昂山的提议得到绝大多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在1947年2月的“彬龙会议“上，主体民族缅族与主要少数民族签署《彬龙协议》，同意建立统一的缅甸联邦，并赋予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相互平等的权利。在《彬龙协议》的基础上制订了宪法，宪法规定民族邦拥有自己的宪法、立法机关、分立自决权; 掸邦和克耶邦在10年后可以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留在联邦内。该宪法的实质是以对少数民族的妥协换取国家的统一，为日后少数民族的分离要求留下法律空间。但后来事实上，民族自治邦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治，缅甸也没有成为联邦制国家，而是成为半联邦制国家，具有单一制国家的内涵，缅甸联邦所有的国家权力被单一民族—缅族所控制。宪法中允许建立少数民族自治邦的条款名存实亡，中央政府同各少数民族在对协议的解读和少数民族自治权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并爆发了持续数十年的武装冲突。 第三，缅甸历届政府民族政策的失误加深和恶化了民族关系。缅甸民族冲突加深并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缅甸政府将“民族建构”误认为“国家建构”，或者将“民族”与“国家”的概念相混淆，结果导致了缅甸联邦历届政府将“民族建构”的过程看作是“强迫同化”少 数民族的过程。以“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个宗教”为指导思想的“民族建构”过程事实上反映了缅族“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多民族、多宗教与多元文化的国家里，“国家“与“民族”的疆界并不吻合，当政府基于“一个宗教、一种语言、一个种族”观念进行强制同化的民族建构时，摩擦与冲突就会出现。由于历史和发展等方面的原因，缅甸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与主体民族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掸族、钦族、孟族、克伦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占缅甸联邦全部国土面积60%，少数民族人口占缅甸人口的40% 强，他们被迫作出以下选择: 要么接受强制同化; 要么采取一切方式进行抵抗，包括武装抵抗。少数民族都做出第二种选择，结果导致了缅甸60多年的内战。 缅甸民族问题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8 － 1962年吴努文人政府执政时期为产生阶段; 1962 － 1987年奈温军政府统治时期为全面激化阶段; 1988年苏貌军政府上台、丹瑞执政至2010年2月为逐渐缓和阶段。但近年伴随着吴登盛新政府上台前后的政治需要，缅甸的民族冲突呈现抬头趋势。缅甸民族武装大部分在靠近缅中边境的山区，民族武装控制着大约80% 的中缅边界，他们与缅甸政府军的武装冲突对中国境内的安全稳定有较大影响，如2009年8月的“果敢事件”、2011年3月缅甸政府军与北掸邦军交火、6月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开战，缅北的战火打破了中缅边境的平静，对地区和平稳定形成挑战，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还带来难民安置压力，并把一些民族武装推向反华反缅势力，给中国西南边疆安全与民族和谐带来威胁。 二、缅北与中国接壤地区的民族冲突复杂多样 在缅甸北部与我国接壤的地区—克钦邦和掸邦，民族冲突复杂多样，这里既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