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docx

何慧丽?温铁军：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2015年01月12日10:59???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摘要］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村社理性在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对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经济危机具有“软着陆”载体作用。本文认为，对中国这两大比较优势之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变化的研究，有利于中国软实力之内涵性提升。［关键词］政府理性；村社理性；现代化；比较优势［中图分类号］D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4)06-0039-06本文由课题首席专家温铁军修改并定稿。［收稿日期］2014-10-2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何慧丽，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邱建生，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管理博士研究生；高俊，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管理博士研究生；温铁军，男，北京人，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任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未曾中辍过传统文明的古老民族国家，若从其实体经济总量看，业已发展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假如我们承认现代化实际上是以国家总体上实现工业化为主的一系列制度配套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掉意识形态化的种种说辞，仅从“理性”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所构建制度的所谓“比较优势”，这有可能对现代化制度变迁及其路径选择的研究具有启发价值。本文对已经引起关注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在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及产业扩张中的相辅相成作深入分析。前者是从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上而谈的，后者是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单元特点上而谈的。兹分而述之。一、中国现代化“比较优势”之一：政府理性关于政府理性，大多侧重于从政治学视角进行研究，比如“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 认为“权力型”的政府理性应向“权利型”的公共理性转变［1］； “所谓政府理性……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它包括三个主要内容，即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明确目标性，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政府政策的连贯性”［2］；也有认为政府理性是指其“权力型”，这个“权力型”的政府理性应向“权利型”的公共理性转变。而本文所指的政府理性，主要是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追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直接参与配置资源的经验来做归纳演绎。市场与政府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于自由市场理论所强调的市场均衡发轫于个体化的理性经济人的概念而言，中国人所经历的是经济领域中的政府理性生发的过程：建国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都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导力量［3］；政府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在的参与者，而不是外在协调者，因政府行为以“出于利益考量在经济领域直接行使‘进入权和退出权’为特征”［4］，是谓“政府理性”。中国的现代化成绩之所以令人瞩目,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实质是中国政府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及产业资本发展阶段，借其组织动员能力及财政能力而达成的中央工业化和地方工业化的过程。政府不是“裁判员”，而是直接国际竞技场中与本国“运动员”整体利益一致的“教练员”。（一）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集体化和单位制的时代建国以后，为了维持苏联战略援助形成的以重工业为主导因而内生性具有“资本增密排斥劳动”机制的国家工业化体系，以对付周遭险恶的政治环境，政府只能通过农村集体化才能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中过量提取剩余，以此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履行这样的经济行为，在政府只能与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小农进行交易的宏观环境制约下，必然造成交易费用畸高的现象。于是，政府只能以解决这个问题为目标，进行相应有效的制度安排，即“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的动员机制和组织 ”。［5］相关的制度安排及其各自功能如下表所示：表1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安排简表制度类别 功能农村集体制 以官定低价农产品的规模上缴和指令性承接城市工业的高价产品来贯彻剪刀差，辅以成规模军事化地集中劳动力投入于国家基本建设，并以维持农村的基本稳定为条件来承载城市危机软着陆的代价城市单位制 以生老病死的综合性保障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相对封闭的、低水平的基本生存，藉此配合国家资本通过占有剩余最大化和支付福利最小化来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此表所归纳的具有相辅相成作用的诸项功能主要发挥的作用是：以集体化制度强行控制、保证农村社会稳定，从而为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