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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 “美术”的引入 延安艺术 新中国的艺术 文革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的艺术 当代艺术 一、“美术”的引入 1、晚清留学-将西方美术制作方式引入中国 2、“美术”概念的产生 1871年奥地利举行万国博览会，日本人将德文邀请书翻译过来，第一次出现“美术”一词，次年，明治政府以通告形式颁布 全国，文中出现数次“美术”并附加了对“美术”的解释。 在1876年，日本成立了教授西方艺术的工部美术学校，“美术”被使用到社会与文化教育领域。 1881年，福田敬业的《美术概论》报告书使“美术”一词成为最早的学术用语。 1902年，王国维出版了他的译著《伦理学》（元良勇次郎），书后所付的术语表上便有“fine art 美术”，一词。这是日语译词“美术”首次在汉语出版物种出现。 3、新兴艺术学校的建立 最早的教会学校中教授西洋美术的技法 1919年，上海图画美术学院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 1918年4月“国立北平美术学校”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26年聘请林风眠为校长，28年北大“美专部”恢复了“艺术学院”的名称，院长为徐悲鸿 1928年3月在杭州成立“国立艺术院” 二、延安艺术 艺术家奔赴延安 艺术为宣传服务 １９３８年２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 １９４０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鲁艺”，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鲁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