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的公共面向和大众参与.pptVIP

　　以我之见，中国的历史学大致以战国为分界，经过了神学史学和政治史学两个阶段。前者追求了解神意，“知天心去就之机”并为贵族世袭政治服务，后者则强调了史学的镜鉴教化作用，史学著作成为服务于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的教科书。 　　而当代伴随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城市化、民主化和互联网社会正逐渐形成，中国历史学由此开始了它的第三期发展——大众史学时代已经到来。 　　二是网络成为主要质疑平台。虽然各种媒体大量刊发有关文章，但网络文字数量最多，语言也最为尖锐激烈，成为最大的事件推手。 　　三是非专业学者和普通民间人士是质疑的主力。这里首先必须指出，质疑者中其实是有一些真正的行内专家的，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武汉大学考古学教授杨宝成，河南师大教师、魏晋史博士张国安，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方北辰等人可为代表。 　　徐、杨二人强调考古定性必须慎重和依照规范，反对在有关发掘和研究工作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认定，但不质疑资料证据造假。据了解，在历史学和考古界持有徐、杨两位类似立场的学者并非个别。他们的意见体现了学者的严谨和对学术规范的高度尊重，是值得尊敬和重视的。 　　张国安著有《颠覆曹操墓》一书，详细考察了该墓的各种考古信息，是迄今“反曹派”文字中最严肃也最具专业水准的著作。该书根据该墓规格与洛阳发现的曹休墓相似等现象，提出墓主人不应是曹操而当是魏末帝曹奂。 　　他还曾著文指出以唐代以前没有“黄豆”一词，因而墓中所出“黄豆二升”石牌有假。 　　 　　两墓结构、规模、内涵、身份等级上有明显差别，而汉代已见“黄豆”一词 。 　严辉：《曹操墓和曹休墓的比较研究》，《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　邬俊：《从东汉王侯墓葬相关制度看西高穴大墓墓主身份》，《曹操墓事件全记录》。 　王子今：《曹操高陵石牌文字“黄豆二升”辩疑》，《光明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方教授据文献记载和墓中出有疑似“奂”字铜印亦主张曹奂墓说。 　　方、张二人的观点，虽然有些论据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亦具有学术分寸和意义，对有关研究是有助益的。他们主张的“曹奂说”，是唯一可以对曹操高陵说产生挑战的学术观点。 　　这些专家和认为整个事件是一个弥天大谎的“反曹派”不同（杨宝成还特别强调他不是反曹派以示区别），他们重视的是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如何科学认识和评判已有资料。这是真正的学术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在以往学术研究中是常态现象，因而他们并非此次事件的真正主角。 　　“反曹派”的主体，无疑还是社会上的普通人，但从动员和影响力看，其中坚力量或者说头面人物，则还是一些可称之为非专业学者的人士。 　　称学者，是因为他们大都对文史某些领域有所研究，拥有一定的学术职衔乃至是教授、博导而不同于普通民众;　说非专业，则是他们都不是考古学和汉魏史的专门研究者。虽然在个人专门研究的范围内还是有一定建树或成绩，但事实也表明，对于并不真正熟悉的考古学和汉魏历史，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说了一些外行话，表现了过头的胆量和自信。 　　比如文化学者倪方六说，曹操在世时下人都称他为武帝，“魏武王”的称呼很可疑，连“武帝”是曹丕篡汉以后给其父的谥号都没搞明白。 　　书画鉴定专家李路平说，曹墓石牌上的“武”字和鲁潜墓志上的“岁”字，两字所从“止”均作“山”，为当时所无，且出于一人之手，必伪无疑，也明显与事实不符。 　　李说之误，首先在与石牌上“武”字所从其实就是“止”而非“山”;其次在汉魏之际，二字隶书从山的也并不少见; 而牌、志文字差异是很大的，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参曹定云《驳高陵二号墓“魏武王铭记刻造假说”》，《中国社会科学报》１０月２８日，第４版; 《再驳曹操墓争论中的四种“造假说”》，同上，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４日; 蔺岩《汉魏之际碑刻中“武”字的写法》，《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６日，第１４版。）最近李路平又撰有《〈鲁潜墓志〉为新造确有依据》一文（《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４日，第４版），重申此说而未对批驳作出回应。 　　有人以存在“简化字”否定鲁潜墓志，还有一位巴蜀文化研究者语出惊人地提出墓主人是曹魏名臣常林，更让人啼笑皆非。 　被称为“四川知名学者”的钱玉趾大胆推测“常所用”的“常”是指常林。 　　不难发现，“反曹派”人士多是责人甚苛而于己甚宽。至于阎沛东，则还不能和上述诸人相提并论，此人不过证明，质疑者中确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同时也提示我们，骗子也可以以打假的面目出现。 　　总之，我们大致可以把本次对曹操墓认定的质疑风波视为一次非专业人士向专业人士的挑战。 　　四是质疑对社会公众起到了较大影响，有关专家的威信和话语权被严重动摇。尽管有关专家和部门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表态，但质疑声音之大，令社会公众普遍心存疑问。新华社评论员亦撰文《曹墓真伪：专家“了断”没用，唯有证据能断》，要求“学术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