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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萧红笔下女性生存状态审视 　　摘 要：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萧红始终坚持以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来观察和审视人生，注重从生和死、心灵和肉体等多重折磨层面书写中国广大女性的生存真相挖掘了女性悲剧命运的重要根源，她对女性生存命题的思考和探求，是同时代真正自觉、清醒、独立的女性声音。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生死场》中的女性生存状态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女性视角 作者简介：郑家蔚，女，汉族，西南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2 绪论： 萧红在自己的成名作《生死场》中用滞重的笔墨展现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死挣扎的非人处境，由于创作的特殊历史环境，最初对《生死场》的解释主要集中在民族兴亡、抗日救国的层面。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生死场》的文本解读开始呈现出全新的思路。所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颇具革命意义的、全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它与新女权主义和妇女文学的崛起密切相关，旨在消解占支配地位的男权文化，颠覆父权制象征秩序（语言）的二元对立和女性观念，创造一种女性经验和透视，以改变文学中妇女沉默和立于边缘的传统，谱写新的女性神话。[1]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通常突出叙事者的主体性，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理解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笔者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到萧红作品《生死场》，并对萧红笔下女性的生存境遇展开思考， 这样有助于能更深入地阐释《生死场》中所表现的女性生存境遇 一、从女性话语的视角，观照女性的身体苦难 在中国传统的以男性单一文化主导文学中，男性历来操纵着对女性的建构权，新文学时期女性表面上在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诉求中获得了自我书写的权利，但是，在民族主义的话语谱系中，男女性别身份的文化差异同样存在，女性依然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在这种男权文化压制下的妇女只有通过自己的身体感受才能回到未经男权制文化歪曲的最初的自我。萧红在《生死场》中通过在对底层妇女的生活叙事展现她自身真实的生存苦难，在对身体的苦难描写中挖掘出她们潜藏的主体能动性，进而重新审视女性的主体意识 在《生死场》中，萧红在自觉的性别意识的支配下，将曾经经历的妊娠和生育体验填充其间，以凝重的笔调描绘了女人们难以逃脱的生育苦痛。在“刑罚的日子”这一章节中，萧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场面，农妇们在生产时悲痛地哀嚎不断在行文中回响，比如，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疼痛地滚转，禁不住高声嚷叫，“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割开吧！”[2]年轻的金枝也同样未能逃脱这种刑罚，“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者刑法”。[3]五姑姑的姐姐的生育疼痛最可怕，因为不能触犯压柴（财）的忌讳，“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趴在那里”[4]她那灰白变成青黄的脸色， 传达着她腹中难以描述的苦痛， 可那“ 罪恶的孩子”，在《生死场》中，所有的女性都难以逃脱天生为女人的煎熬， 在萧红的笔下，我们看不到新生命来临时的幸福等等任何温馨的字眼，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只有女人们痛苦地抽搐的身体以及为了小生命的到来而几乎死亡的恐怖。萧红对生育场面的描写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中理想化想象场景。作家独特的女性身份和女性生命体验对于生育的书写直接理想和浪漫的涂抹， 它的真切和生动到了一种难以逼视的程度。而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生育的描写往往着墨于产房外焦灼等待的父亲， 亦或是疲惫而幸福的母亲， 还有新生儿嘹亮的啼哭，由此传达新生命到来的希望。[5]但是他们通常把最惨烈的女人生产的过程忽略掉。虽然这可以理解为男女性别差异所导致的经历空白，让男性这一经历的描写无从下手。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萧红把女性独特的生育体验赤裸裸地还原出来，使读者在阅读经验中体会到了女人撕心裂肺呼喊和血泪 萧红以女性话语视角对女性生命体验的书写，不仅指向了女性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恢复了女性的主体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文学的审美价值，丰富和拓展了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 二、从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关系来审视女性精神的麻木 女性主义研究发现，女性遍布存在于这个社会里，他们只是非存在的，是男性的附属者和被驯服者；女性的被“驯服”主要体现在她们对男权意识和男权中心文化的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在《生死场》中，我们可以十分明晰看到女性在男性为中心话语世界中不断被挤压，处于“沉默”、“失语”的境地。蠢笨的麻面婆像动物一样活着，平时除了像机器一样对付繁重不堪的家务，还受尽丈夫二里半的侮辱嘲弄，她的性情不会抱怨，不好反抗，她至死都没有反抗过丈夫，一直到死都逃脱不了被男人欺侮和虐杀的悲剧命运，这更使人感受到女人的卑贱和屈辱。像二里半这样懦弱无能的男人，在外面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