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陶行知的教育思想.doc

第一章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他热爱人民，胸怀改造社会的理想，在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和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论，中国国情，创造，在，题写自勉的铭言：一些反映了其教育兴国的主张。 1914年8月，他赴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攻读市政学，一年后，获得政治硕士学位。由于坚信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创造一个民主国家，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能有共和制的存在，于1915年秋，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读教育科学，成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教授的学生。1917年夏，在取得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后，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怀着“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宏愿，回到了苦难的祖国，踏上了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征途。 1917年，26岁的陶行知自美国学成归国，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现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德的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6年陶行知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返回上海。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而得不到培养的机会。于是，1939年7月，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凤凰山古圣寺，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育才学校，选拔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为抗战建国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学校除设普修课之外，另外设有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组，因材施教，培育人材幼苗。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闻中外，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专程访问了育才学校，给学生留下了“一代胜似一代”的签名题词。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怀着“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精神，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为人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