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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注疏传统中的解释学问题 摘要：中国有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不仅儒家经学如此，也包括道家、佛教及其他诸子之学），经典解释是思想传承与拓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逍遥游》的注疏史为对象，探讨其中凸现出的解释学问题。在当代学术背景下，聚焦《逍遥游》的解释经验，不但可以从新的角度透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同时对于来自西方文化传统的解释学理论，也有一定的参较作用。 关键词：《逍遥游》；注疏传统；解释学 《逍遥游》为《庄子》第一篇，历来学者皆以《逍遥游》、《齐物论》二篇为庄子学说的代表作。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可以说，《逍遥游》是代表《庄子》哲学思想和艺术风格的重要篇目，历代治庄者都对此篇极为重视，然而理解各异，莫衷一是。以《逍遥游》的注疏史为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逍遥游》既是《庄子》的代表作，也是体现中国古典哲学特色的作品，其注疏史蕴涵着丰富的哲学解释经验；二、它的言述方式——寓言、重言与卮言的结合，同现代解释学讨论的中心问题——隐喻有密切的关联。 言述的方式 语言问题是现代哲学关注的焦点，《庄子》的语言风格是首先值得审视的。《庄子》语言熔深邃的哲理与神奇的想象于一炉，是诗与哲学的完美结合，数千年来的文人莫不为其语言魅力所折服。近代学者对《寓言》第一章以及《天下》篇评介庄子学说的部分均予以特别关注，如张默生就主张把《寓言》篇列为《庄子》第一篇，《天下》篇则相当于《庄子》的自序。而这两篇中关于庄子的评介首重其语言风格： 《寓言》开篇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是出自虚构、有所寄托之言，重言是援引或摘录前贤古人之言，卮言即无心之言，无成见之言，表明其言论乃是无心而自然的流露，此三言便是《庄子》的言述方式。《天下》篇则曰：“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段话进一步解释了以此三言为说的原由，即认为天下人都沉溺于污浊，不能讲严正之言，不认识正面的道理，故用无心之言来推衍，引用重言使人觉得真实，运用寓言来推广道理。此三言即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 此三言的关系密不可分，《庄子》书中，往往寓言里有重言，重言里又有寓言，它们是交互错综的。以《逍遥游》为例，其通篇是由五个寓言故事构成，“北冥有鱼”一节从整体看属于寓言，而其中援引《齐谐》之言和汤问棘之言则属重言，同时也是寓言。“尧让天下于许由”以及“肩吾问于连叔”两节则既是重言又是寓言。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结论便是卮言。因此，《逍遥游》的言述是能够代表《庄子》语言风格的。在此三种言述方式中，寓言是《庄子》文章的基本形式，卮言是他所表达的具体思想内容，而重言乃是借以申明思想学说的往古佐证。从形式的角度看，寓言是我们讨论的关键所在。 寓言是通过虚构的精炼的故事去展示或暗示某种观念的文体。如《逍遥游》中的鲲鹏之喻，鲲化鹏飞，波澜壮阔，这自然是一则寓言。寓言与论证不同，论证要求从明确的概念出发，通过合乎逻辑的推论得出结论；而寓言表达观念的方式是展示，即通过精心设计的情节，让读者从中体验或领悟其内涵。寓言借形象把观念表达得更生动，但同时也造成了语意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理解寓言的关键在于隐喻。在西方解释学中，隐喻也是较受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隐喻的基本单位是句子，而非词。虽然词潜在的多义性是隐喻的前提，但它只有在句子中才能起示义的作用。喻词是隐喻的关键，它包含字义（指）与喻义（旨）两个层次。事实上，《庄子·外物》对言、意的区分所触及的，正好是隐喻中字义与喻义的关系问题：“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免，得免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本身也是一个妙喻。在隐喻中，喻词的字义（言）是形象化的事物，而喻义（意）则是抽象化的观念。字义只是手段，喻义才是目的。寓言比一般隐喻复杂的地方在于，隐喻字面上传达的形象，其属性往往以静止的形态出现，而寓言中的形象焦点不在于其不变的属性，而是其行为。寓言有情节，这更增加了理解的变数。如在《逍遥游》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是开篇中鲲鹏与斥鷃（蜩、学鸠）之间相互关系的争论。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遨游天池的是鲲鹏；腾跃而上，止于榆枋，回旋于蓬蒿之间的是斥鷃。二者的大小之别是明显的，除此之外，庄子塑造这两个形象还有何寓意呢？对此问题，瑰玮的庄文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历来注庄者的解释分歧甚大，这将在下文进一步申述。在此我所关注的是，正是寓言这种言述形式，给人以无限广阔的想像空间，从而也造成了解释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一个寓言（或隐喻）寓意的传达，不仅取决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