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的《中国》.docVIP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生命，对于我，就是拍电影。——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年9月29日—2007年7月30日），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影响了中国几代电影导演和广大观众，而他本人也和中国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意重新建交后的1971年5月，一个由当时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1972年，在《无限春光在险峰》与《过客》之间，作为关注学生运动的一名左翼意共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了那个特定年代。对于他，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猎奇，而是要观察另一种生活，虽然那时中国对于他们是那么隔膜。作为一个有明显社会倾向的导演，他一直在用电影表达他的社会分析和政治判断。他自称是一个观众，“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在来北京前几个月，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于是，他的摄影机犹如他的眼睛一样真实地记录下中国。这一纪录片观点上可追溯到苏联的维尔托夫 的“摄影机眼睛”学派，同时代法国的马勒也拍摄了“印度印象”系列。这部纪录片对许多中国导演来讲，既是学习的摹本，又是有关安东尼奥尼记忆的引子。 “我去了中国，这首先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个在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上都以全新面貌展现自己的国家。”1973年1月，罗马，在面对新闻界的《中国》首映式上，安东尼奥尼如是说。然而，影片放映之后，没有刻意从正面塑造中国形象的影片遭到中国当局以“反华”与“反共”为理由的严厉谴责。他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批判，说他用多种方式诽谤中国、诽谤中国儿童、降低了南京长江大桥的高度、使用了“冷色调”来消除中国真正的色彩和风景…… 由纪录片而引起外交事件的例子在纪录电影史上并不鲜见，这部被贝尔托鲁齐认为是“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中国》使得安东尼奥尼在当时的中国遭到未曾预料的批判。然而对于一部纪录片发起如此持久地、大规模地、全国性地批判运动却是空前境况。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这部片子，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之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也是《中国人民不可侮》的第一篇。至此对于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如暴风骤雨般扑面而来，影片被定性为“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批判活动持续了几近一年时间，仅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也是前文刚刚提到的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各条战线。他不仅不被中国人接受，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后，安东尼奥尼曾向意大利通讯社安莎社发表了一则声明:“如果说这是对我的影片、我的工作、对影片所反映的那么不同的世界所作出的理解力的批判，那不管这种批判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会受宠若惊，这就是说，一个艰难的工作得到争辩和讨论，这对作者总是有益的。” 　　“相反，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 　　在1975年2月18日英国《卫报》留下的一则采访中，安东尼奥尼不带怨恨、但以明显的愤怒表达了他的情绪:“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语言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侮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字。这些人不可能到处跑来跑去地侮辱我，所以我找不到人来为我辩护。”焦虑不安的安东尼奥尼再次忍受着他的非常个人的自相矛盾的戏剧性事件带给他的痛苦——这位怀着爱慕和尊敬之情前往中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家，发现自己被指责为受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雇佣的以及引起八亿人民憎恨的法西斯主义反动艺术家。这一矛盾几乎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误解深刻而难以调和，意大利评论家艾柯这样总结了安东尼奥尼的观察：“这是一个博大而又不被人了解的国度，我只能注视而不能在深层次上阐释。我只知道这个国家长期浸淫在不公正的封建环境里，如今我看到新的公正通过日常斗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