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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整理

起用新人 为了推进变法,光绪帝提拔一批新人,罢免一批守旧分子。7月3日,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9月4日,赏敢于上书的王照三品顶戴,同时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等人革职。9月5日,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擢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9月7日,免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职。 变法得到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罗振玉回忆:变法诏令发布,“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 守旧派控制和阻挠变法 在发布明定国是诏之后4天即6月15日,光绪帝发布三道上谕:一、罢翁同龢。二、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慈禧太后前谢恩。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领北洋三军(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 从6月16日至24日,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 戊戌政变 8月,变法进入改官制阶段,新旧党争加剧。特别是9月初王照上书事件之后,由于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和侍郎全部罢去,使旧党震恐异常,人人自危。内务府总管大臣率领内务府官员数十人以及太监李莲英等,环跪在慈禧太后面前,痛哭流涕,请求太后废掉光绪帝,重新训政。 8月24日,光绪谕知将在10月(阴历九月)间与太后一起到天津阅兵。此后风传在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维新派不辨真伪,非常紧张,几经筹商,决定建议光绪帝亲自掌握兵权,以防不测。9月初,康有为上密折,“请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他又让徐致靖保荐袁世凯,并上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光绪帝即令袁世凯觐见。9月16日召见袁世凯,赏候补侍郎。此举引起后党惊惧。 9月15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给杨锐一道密诏,令与谭嗣等妥速商量办法,保住他的皇位,使旧法渐变,又不违太后意旨。17日给林旭一道密诏,令给康有为,命康有为速去上海。18日,康有为看到两道密诏,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商量,决定铤而走险。当晚,谭嗣同至法华寺见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说:“杀荣实录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馀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只好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 20日,袁世凯向皇帝辞行,然后乘火车回天津,立刻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急商对策,不果。次日,二人继续商量。傍晚,御史杨崇伊从北京赶来,报告太后已于当日宣布垂帘听政了。 杨崇伊9月17日(阴历八月初二日)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 一、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煽动天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 二、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三、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19日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皇宫。21日发布垂帘诏(“吁请太后训政”),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下密令拿办康有为和康广仁。 24日令拿办谭嗣同等六君子。28日处决。29日宣布康党罪状:“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新政大部分被推翻,被裁撤的衙门又恢复了,八股取士也恢复了。但也保留一部分新政,申谕“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京师大学堂继续筹办。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 意义与教训 失败的原因(从维新派主观方面来考察): 以今文经杂糅西学,缺乏理论上的征服人心的力量,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淹没了变法的主题。 实行孤家寡人政策。 未能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和社会承受能力。 新政的实行缺乏系统设计和安排。 意义 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一次政治改革运动。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 康有为的早期变法活动 一、康有为的学习生活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任官连州教谕。父亲补同知县。 康有为跟随祖父学习,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康自述:“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知曾文正(国藩)、骆文忠(秉章)、左文襄(宗棠)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 十九岁师从著名理学家朱次琦,三年。朱提倡“济人经世”之学。康有为自述,经过学习,知“圣贤为必可期”,“天下为必可为”。 后又闭门谢友,静坐养心。22岁(1879年)只身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 同年,他在西樵山遇见京官张延秋,“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于是下山。他后来回忆说:“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 康有为又游香港。他的印象是:“街道之整洁,宫室之瑰丽,巡捕之严密,不可以古旧夷狄视之。”此后,他“渐购西书”。 1882年他路经上海,“购《万国公报》,大攻西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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