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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 新頻道， 新文化？ 王曉璿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系 Reference from .tw/hhsun/wisconsin/myth/sun001.htm 是什麼力量驅使傳播的研究持續進行？ 原因之一 是新媒體與新科技的變遷， 與歷史社會的結構因素交相激盪，在人類生活中劃下了深刻的軌跡。 訊息大量的複製與流通，縮減了閱聽人 的空間與時間感， 在現實生活面沛然莫之能禦的影響下，自然帶動了學術界的研究興趣，試圖為紛擾的傳播百態統攝出一套言之成理的論述。 大眾傳播學研究的問題全面性的總檢討 國際傳播學界知名的學術期刊「傳播期刊」（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曾分別在 1983 和 1993 年策畫了兩次專題，針對大眾傳播學何去何從的問題，作了全面性的總檢討。 第一次的專題名稱為「 動盪的領域」（ Ferment in the Field ）， 隱隱透露出對於傳播學的信心危機。 第二次的專題名稱為「（傳播）領域的前途」（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對於傳播學終能度過驚濤駭浪， 莫不深表欣慰，但也不忘提醒研究同仁，立足現勢，放眼未來，如何規劃未來的研究路徑，以達成學術社區相互交流的目標， 並且滿足實務界的運作策略與人才培訓的需求 ，正是當今一大課題。 當今急速變遷的傳播科技，尤其是新媒體的商業化與日漸普及化，究竟對閱聽大眾有何影響？ 根據「科技決定論」（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 科學與技術的變革，往往是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裏，電光石火的那一剎那間偶發的。 新科技的發明呈線性發展，新興的媒體取代舊有的媒體，成為資訊時代的衛冕者，主導了新聞娛樂等功能。 而新媒體的優勢，在於集便利、效率與各色視聽效果於一身，使得人類與社 會之間的關係，起了巨大的變化。 科技命定論的人以為，新媒體的變革所帶來的衝擊，不是我們可以預知或引導的。 「科技決定論」的語調是悲觀的。 它迴避了消費與生產之間的辯證關係， 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被動的閱聽人身上，為新媒體製造共識（民意 ）和同質化視聽娛樂的節目內容，感到不安。 「新科技改變了世界」成為 新的迷思，引導了我們對於科技之於社會影響的思考方向。然而，「科技決定論」對於閱聽大眾以及通俗文化的描述，毋寧是過份單純而抽象的。 文化物質論 「文化物質論」者，如英國知名的傳播耆碩雷蒙.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 ）與媒介政治經濟學者尼古拉斯.葛翰（ Nicholas Graham ），就挑戰此一觀點。 他們強調，所有新興的媒體科技與文化形式，都必需要放在歷史與社會的情境中來考量。 「文化物質論」者關切的問題有三： 主宰新媒體資訊生產的大結構是什麼？ 新媒體的控制形式是什麼？ 新的文化形式又是什麼？ 從這三個問題出發，與台灣目前的新媒體互相對照，或許我們已經可以歸納出幾個答案：台灣的新媒體（例如第四台）， 在本國與國際財團的合縱連橫之下，正一步步走向所有權的集中化。而因為投資成本的提高，閱聽大眾的市場勢必極大化。但是閱聽人若想有效的使用新媒體，就必需受制於 （ 1 ）城鄉的結構性差異 （ 2 ）文化素養 （ 3 ）閱聽消費時間的運用等三項因素。 需求，商業，競爭與素質內涵 以第四台為例， 它具有濃厚的都會社區特性， 起源於改善收視不良的 問題。 節目的增加則可以歸因為滿足觀眾對異質（尺度、意識形態不見容 於新聞局）或流行（播放必威体育精装版的院線電影）節目的需求。 而當第四台的發展日趨成熟，開拓了為數驚人的閱聽大眾市場之後，正好提醒了國際傳播集團：播放侵權影帶的與傳送衛星電視節目的問題， 正好可以拿來做為交換市場擴展的籌碼。 本國或國際財團介入台灣有線電視的經營是令人憂心的。 為了吸收最多的閱聽人， 滿足不斷增加的新頻道，並與其它放送系統激烈地競爭，有線電視勢必採行兩種策略。 一是開發並製作新型節目以招徠新客戶 二是 大量播放二輪電影或電視節目，以填滿「吃節目怪獸」有線電視的胃納。 新節目的開發與製作自然需要耗費相當的人力與資源。 就目前國內的 第四台業者而言，自然是傾向於製作低成本的節目以求收支平衡。 這也就 不難看出， 為什麼有些第四台業者，寧願與大專院校視聽科系的學生「建 教合作」， 或是以不合理的條件與節目製作公司定約，以低廉的成本，播 放只有實習水平，或是品質粗糙的節目。 閱聽人的雙元結構(two-tier structure) 而有線電台業者每月所需負擔的影帶播放權利金成本， 很自然的就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因此收視成本的增加，在第四台正式合法化的過程中，勢難避免。 節目的通俗均質化與收視費相對的增加，正是國內有線電視的寫照。 然而，節目的通俗化，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