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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管理理论的“新贫困”问题研究 朱银端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摘 要：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同时，由于资源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贫困人口的出现，本文基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管理理论，对当前新贫困问题的战略与对策做出了探索与研究。 关键词：新贫困问题；社会管理理论；反贫困对策 当前，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由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以及资源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的贫困人口的出现，并产生新一轮的消除贫困的“反贫困行动”。 一、“贫困”与“新贫困”的问题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在西方社会，解决社会贫困的社会救济起源于中世纪，这是一项世俗与宗教结合的慈善事业。15-16世纪，一些西欧国家政府借助教会和私人的慈善事业主办济贫工作并加以立法。如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1601年）规定国家开征济贫税，将管理济贫工作的责任委交教区充作济贫费用。美国于17-18世纪仿照此法，但教会只限于救济信徒贫民，19-20世纪贫富悬殊与社会矛盾加重，德英两国的劳工领袖促使政府干预社会贫穷问题，立法实施社会保险和公共救助规划。1897-193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将贫困的社会救济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救济无劳动能力或收入不足以维持法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的家庭，包括病残、老龄、孀居或被遗弃等，符合法律规定者，经过申请和核实就有权享受救济。 按照国际惯例，不管物价和经济走势如何，一般是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20%的最低收入阶层或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一半的社会群体视为“相对贫困人口”。西方学者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叫“新贫困”。根据“1980年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国内一些学者也把当前因城市化、经济变迁导致的贫困称为“新贫困”。应该说，“新贫困”是源于社会因素、政策制度因素、个人因素等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总的说，由于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而同时资源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贫困人口的出现。“新贫困”概念的提出，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它虽然没有包括传统的贫困，但它并不排斥传统贫困的存在。 当“新贫困”与“老贫困”交集在一起时，很容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焦虑心理，这种社会心理焦虑比较普遍，甚至连官办学术网站也经常看到。在这里，我们引证其中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话：“令人痛惜的是，(当前)中国人民贫富差距世界第一，官员世袭堂而皇之，举国官员贪污腐之风无法遏止，各级官员贪污受贿数额和拥有情妇的数量屡创新高，令世人触目惊心；社会道德、诚信风尚沦丧至底，骇人听闻的潜规则盛行一时，官民对立情绪尖锐，民怨沸腾、天怨人怒。举国皆奴，充满蜗居蚁族。”言辞激烈，抨击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与贫困现象。 细分我国社会“新贫困”及其类型，这应该比较有助于人们了解社会发展贫困的真实一面，国内各界学者也是普遍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把相关的研究成果归纳一下，主要有四种划分标准与类型：一是按照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对贫困进行分类，将贫困分为“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二是按照贫困的标准，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三是从发展的角度，把贫困分为“生存型贫困、温饱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四是按照列举法，列举了城乡贫困人口的组成部分。一般学者大都认同“失业人群”是城镇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但是，具体贫困群体不同：朱国宏认为新的城市贫困人群主要有“失业人群和退休人群”两大类。刘家强等认为新贫困有“城镇贫困职工、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康晓光列举了“七类城市贫困群体”。 二、社会管理理论与“反贫困”视野 就世界各国而言，西方国家政府普遍把社会管理作为提供公共福利的一种基本政府职能，并培育多元社会主体，利用灵活多样的社会管理工具，组成社会管理网络。从“反贫困”战略看，它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它价值与目标基本上都为围绕“社会公平”的目标价值。当前，我国也是把社会管理的目标任务确定：一是协调社会关系、二是规范社会行为、三是解决社会问题、四是化解社会矛盾、五是促进社会公正、六是应对社会风险、七是保持社会稳定……等。 有关贫困与反贫困（或消除贫困）的斗争，一直都是人类社会追求公正平等的社会行动，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理想上，联合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定位，是将“人的发展和完善、社会的公正与平等、自然和人文的生态和谐”作为人类发展目标。“社会理想状态只能逐渐接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