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婉约、豪放二词派作品题材构成比较.docVIP

宋代婉约、豪放二词派作品题材构成比较 许伯卿 摘要：通过对宋代婉约、豪放二派词家作品题材类型的辨析、统计和比较，证明婉约派词侧重于表现男女私情、个人哀乐等阴柔的情感和柔美的景物，范围较窄，更具私人色彩；豪放派词侧重于表现词家的社会活动和和思想抱负之类阳刚的题材，范围较宽，更多社会意义。婉约词家的贡献更多是在创体、创调和词艺的发明与积累上；但在社会巨变的影响下，一部分婉约词家也能把视域扩展至现实的社会人生，偶取豪放词家常写的题材。豪放词家的贡献则主要在于把久困于绮罗香泽的词体解救出来，使它适应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既谙儿女私情，又有风云气概，使文体功能充分实现，还其文体大家庭中平等成员的身份。 关键词：宋词 婉约派 豪放派 题材 比较 一、“婉约”与“豪放”的涵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婉约派”与“豪放派”，是一对外延很宽的概念，是前人多种意见的综合。凡注重形式技巧、强调声韵格律、词风偏于阴柔的词人，皆可入“婉约派”；凡注重反映社会、强调抒怀言志、词风偏于阳刚的词人，皆可入“豪放派”。当然，人们的创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像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姜夔“次韵稼轩”的《永遇乐》与《汉宫春》、吴文英的《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张炎的《壶中天》(杨舲万里)等也都是非常豪放的作品，而苏轼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与《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与《青玉案·元夕》、张孝祥的《雨中花慢》(一叶凌波)与《转调二郎神》(闷来无那)、陈亮的《水龙吟·春恨》与《清平乐》(银屏绣阁) 等也都是非常婉约的作品，而像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作品则很难明确判断它是婉约还是豪放；但如果从他们的代表作品和主导风格而言，却是没有错，我们也愿在此意义上借用“婉约”与“豪放”两个概念。说苏、辛是豪放派词人，并不表示他们的作品都是写“大江东去”、“金戈铁马”，作品的风格都是“雄姿英发”、“气吞万里”；说柳、周是婉约派词人，也并不表示他们的作品都是写“晓风残月”、“灯照离席”，作品的风格全是“无语凝咽”、“别浦萦回”。 关于婉约派与豪放派的高下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褒贬不一，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人们的词体观念不同和审美趣味不同两大因素而造成的；反过来说，由于人们的观念和趣味不同，关于婉、豪二派的意见分歧自然就会永远存在。为了比较客观公正地认识、评价这两大词派，我们试图从个人的观念和趣味中挣脱出来，回到文学自身，以文本为基础，从题材这个最简明、最基本的事实入手，了解婉、豪两派词作的异同。 我们知道，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由两部分构成：写什么和怎么写。前者是指题材内容，后者指形式技巧。相应地，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下优劣，也应从这两方面入手，比谁的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来得宽厚深广，比谁的作品更具有感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在题材内容和形式技巧之间，前者是决定性、主导性因素，后者是依从性、促进性因素。因此，评价文学作品的成就应当首先从题材内容开始，这也与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目的相一致。高尔基说：“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因此，关于它所包括的现实究竟广阔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提出来的。”[1]杨海明先生《唐宋词史》第七章论苏轼词时亦云：“说到题材，虽然它并不是关系到文学创作成败高低的唯一因素，但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2]所以，比较婉、豪两派作品的题材构成， 就可以从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这个角度，对两派词家及其作品，获得一个比较直观而准确的认识。 二、婉约、豪放二派作品题材构成比较 （一）几点说明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决定于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因此，我们不妨依循宋代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了解宋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这样既符合文学的基本原理，又可以比较清楚地把握宋词发展的阶段性，从而也在客观上为利用电脑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提供了可能性。根据社会政治和国家政权的变更情况，我们把两宋历史分为以下七个时期：一、创业守成期或北宋前期(960～1041)，二、变法图强期或北宋中期(1041～1085)，三、倾轧衰败期或北宋后期(1086～1124)，四、政权南渡时期(1125～1164)，五、南北对峙期或南宋中期(1165～1206)，六、偷安颓靡期或南宋后期(1207～1276)，七、覆亡巨变期或宋元易代期(1276～1320)。词人的主要生活经历在某期，即算作某期词家。生卒年不详者，则依《全宋词》或《增订注释全宋词》的编排顺序，参照前后词家的生卒年，确定其归属。 笔者曾撰《宋词题材“狭深”论辨正》一文，从宋词题材构成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宋词题材“狭深”论进行了辨正。在本文里，我们拟采用由细到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