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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题材“狭深”论辨正 许伯卿 摘要：在对全宋词21203首作品的题材类型进行逐篇辨析、归纳和统计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宋词题材类型多达36类，涉及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闺情、艳情两类题材已完全丧失在《花间词》中占绝对优势的地位。故宋词题材“狭深”论不能成立。一般论词者既不对词体的演变作总体的把握，又不对宋词的创作实情作具体、全面的考察，加上“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等传统词学观念的误导，遂使宋词题材“狭深”论至今仍大行其道。 关键词：宋词 题材 “狭深” 辨正 一、问题的提出 题材是孕育文学作品的物质基础，是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的依托；作为反映到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生活，它也是体现文学本质和目的的关键要素。因此，我们有理由对它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高尔基说：“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因此，关于它所包括的现实究竟广阔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我们愿借高尔基的话为引子，对学术界关于词体题材广、狭问题的讨论，发表自己的一点看法。 “狭深”一词，以笔者孤陋，初见于俞平伯先生之《唐宋词选释·前言》：“词的发展本有两条路线：一、广而且深（广深），二、深而不广。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受着历史的局限，很不容易走广而且深的道路，它到文士们手中便转入狭深这一条路上去。”我们的疑惑是：同样的社会历史，为什么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甚至辞赋，都可以走广深的道路，偏偏词就不能呢？退一步讲，同样是音乐文学，为什么由原始歌谣而来的《诗经》、由汉魏六朝乐府而来的近体诗，以及后来由北方乐调而来的元曲，也都可以走广深的道路，偏偏词就不能呢？文学、文体发生、演变的基本规律，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词体的真正性质和演变实情。 杨海明先生在《试论宋词题材狭窄的原因》一文中写道：“平心而论，宋词所达到的成就（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内容方面的成就）是及不上唐诗和宋诗的。究其原因，题材的狭窄，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的狭窄（这种狭窄当然也是与唐诗、宋诗相比较而言的）是一个甚为重要的因素。”是的，与唐诗、宋诗相比，宋词的题材也许确实狭窄了些；但到底狭窄到什么程度，还需要作具体的调研。是否真如胡云翼先生早年所言：“宋词所描写的对象，不过是‘别愁’、‘闺情’、‘恋爱’的几方面而已。”或如叶嘉莹先生所言：“诗所写的内容无所不包，可以发议论，可以抒情，可以纪事，什么都可以包括。词一般只是写景抒情。”或如谢桃坊先生所言：“词以艳丽为本色，或以婉约为正宗，这是词史已经表明的事实”。 没有比较就无所谓广、狭，宋词题材的广、狭自然是与其他文体尤其是诗的取材情况相比较而言。在词体兴起之前，不同文体的取材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性，但还没有广、狭一说；相反，取材广、狭的问题更多表现在同一文体的不同发展阶段。按照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大家庭中的一员，词应该与诗、文、赋、曲等一样，都是作者抒情言志的载体，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众体该具，弗拘一也。可古则古，可律则律，可乐府杂言则乐府杂言，初未闻举一而废一也。”而宋末元初的刘将孙也早就说过：“尝笑谈文章者鄙诗为文章之小技，以词为巷陌之风流，概不知本末至此……不知诗、词与文同一机轴……声成为文谓之言，诗乃文之精者，词又近。”然而，奇怪的是，一方面，大家一致肯定诗、文、赋、曲等都既可以抒情也可以言志，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认为词只宜抒情不宜言志，只宜窥探男女私情而不宜展示社会人生。对这样一个明显的悖论，学术界却很少有人主持公道，为词体辩护。不少人一方面肯定从李煜、范仲淹、柳永、王安石、直至苏轼开拓词境、充实词体的贡献，另一方面又不顾词体早就既抒情又言志、题材多样化的事实，片面强调词体所谓的特殊性。不错，词体是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它兼有诗、赋和散文众体之长，句式长短参差，体调更有选择性，更富音乐性，更具旋律感，所以也更适合用来表现一些起伏跌宕、宛转曲折的思想感情；但并不是说这样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在诗、文里表现或非用词体表现不可，这里没有专利可言。至于音律，诗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发展，词当然也有这个权利。“别是一家”当作如是观。千万不可把“别是一家”等同于“婉媚”或“协律”。司言为词，言为心声，抒发深广的生活感受和人生感悟是词应尽的责职。不同文体之间， 有的只是体式格调韵律等外在结构上和不同作家不同作品艺术风格上的差异，在抒情言志的表现功能和对不同题材的适应性上，并没有也不应有多大的差别。同样，词体和其它文体之间，也只存在外在感性形式即外形律的区别，至于在这样一个载体里装载“情”还是装载“志”还是“情”、“志”交融，则完全不该也无法约定；否则，柳俗苏豪辛壮就不会出现。从词体内涵和功能自我实现的程度看，清词无疑比两宋还要深广，故号称词体的“中兴”；而清词中兴，按其实质乃是词体的抒情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