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分析.docVIP

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分析 罗勇 一、引言 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形成于何地？这是上前客家学界有待进一步商榷的两大问题。本文着意于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分析。但是，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必须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本人所接触到的材料，到目前为止，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代表性的看法至少有以下几种：五代至宋初说。此说的创言者是罗香林。他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说：“客家这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邓迅之在《客家源流研究》一书中，赞同了这一观点。宋末说。陈运栋在《客家人》一书中提出：“客家民系于宋末成为一种新兴的民系，”“宋朝末年，蒙古南侵，梅州一带客家，随文天祥起而抗元，战败而伤亡殆尽”，“其他各地的客家，只好又逐渐迁入，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中最坚强的分子——客家民系。”唐末至北宋说。吴福文在《试论客家民系的形成》一文中，提出：“客家民系形成于唐末到北宋这一历史时期。”并就这一观点从唐末到北宋迁徙的客家先民规模、客家先民的分布、客家话与一些重要的客家文化事象开始形成以及客家先民心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清代说。刘佐泉在最近出版的《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一书中，独树一帜，认为客家民系是否形成，取决于其集团的自学性意识是否形成。他指出：“客家高度的种族集团（民系）自觉性的形成，乃至客家民系最后形成的标志是清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年）客家学者徐旭曾先生所作的《丰湖杂记》。它可以说是一篇‘客家人宣言’[2]”。以上诸说各有理由，但又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这里仅提两点，以求教于方家。第一，中原汉民之大量进入赣南闽西，是在第二次民族大迁徙时期，即唐中叶至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特别是唐末的农民大起义，带来的迁徙运动是空前的。这是学界的一致共识。既如此，客家民系不可能在唐末五代就已形成，因为北来汉民此时还立脚未稳，无法自成一系。第二，方言的差异应是民系判别的主要标志之一，即以现代人而论，人们还是主要根据方言的不同来分别不同的人群，如上海人讲上海话，广州人讲广州话等等。客家人有“卖了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可见，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意识的强烈反映。而国内语言学界一致认为，客家方言至迟在宋代已经形成。这样，客家民系的形成也就不会在宋代之后。据以上两点，笔者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当在宋代前期。关于这一观点，笔者将另著文详加讨论，在此恕不赘述。 确定了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也就更容易把握了。 二、关于客家民系形成地的几种看法 1、闽粤赣三省交接之三角地带说 罗香林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虽与五代时候各个割据政权无涉，然以其在当时所处的地域为南唐以南，五闽以西，马楚以东，南汉以北的地带，即闽粤赣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各个割据政权的融化势力，既不能支配他们，而适以环绕他们，使他们保持了传统的语言习俗，而与其四周的民系相较，则一者已为各别混化，一者仍为纯粹自体，对照起来，便觉二者有点不同。因此而他人遂觉其为另一系统，而其人亦自觉其是另一系统，这样在意识上和观念上便成了客家这个民系。”[3] 2、赣南说 邓迅之认为：“明朝以来，有关客人源远的著述……大都以五胡乱华，晋室东迁，为中华民族不屈服于异族统治的民族移徙，推断客人南徙，是始于是时的‘衣冠避难’……而且各书亦提及赣南迁到岭东，但均以岭东为主，而于南赣仅视作途径小住之地。似未注意南赣才是客人自中原南徙的大本营。梅州是客人再发展的策源地，在未徙往岭东被称为‘客’以前，宅居南赣已将近千年或三五百年。[4]”这里着重强调了赣南在客爱民系形成中的重要地位。据此，有的研究者进而提出了“赣地摇篮说法”。[5] 3、宁化石碧说 刘善群在《客家人与宁化石碧》一文中说：“石碧在客家史上，占着重要地位，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温床和摇篮，是客家祖居地”；“客家民系的形成……从空间看，是在大批进入宁化及其石碧之后和迁出宁化及其石碧之前，也就是在以宁化及其石碧为中心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6] 以上三说，第一说由于当年罗香林先生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所据方志和谱籍材料不足，立论不免疏于精确。二、三说则不免有囿于一隅之嫌。笔者认为，探讨客家民系的形成地，目的在于弄清客家人的历史，必须让材料和史实来说话，主观地去争什么“正宗”和“摇篮”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无济于事的。客家民系究竟形成于哪里？其地域范围有多大？除了从当时的地理环境进行推演分析外，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考究谱籍中的姓氏迁徙和史志中记载的人口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文化事象，才能取得较为科学的历史结论。本人不揣冒昧，试将一点粗浅看法笔录以下，请专家和同仁指正。 三、客家民系形成于以赣南为主的赣闽边区 第一，地理条件——大山长谷，赣闽相接，客家先民的天然驻足地。 “赣之为郡，处江右上游，地大山深，疆隅绣错，握闽楚之枢纽，扼百粤之咽喉，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7]这里除布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