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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舞台的表演：文学翻译的艺术 --- Robert Wechsler 胡兴文 巫阿苗译 文学翻译是一门奇特的艺术。当你坐在书桌旁,所译的是已经完成、署着别人大名的小说或诗歌时,这便是文学翻译。这种工作性质似乎具有衍生性,不值一提。谁愿意为坐在博物馆里描摹别人画作的人著书立说呢?摹仿者不是艺术家,他们是学徒、造假者、名人崇拜者和骗子。然而,文学翻译却是一门艺术。它所以奇特,是因为译者实际上和作家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假如演员也像剧作家、舞蹈演员也像作曲家、歌唱家也像歌词作者一样都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也不会有人赞扬他们。译者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没有舞台的表演者,一个表演要和原作一样的艺术家,正如演员之于剧本,歌手之于歌曲,演奏家之于乐谱,但他的表演只能是页面上的文字。文学翻译者也要像音乐家一样先理解别人的作品,然后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去表演。音乐家是用肢体语言和嗓音去表现别人的音调,译者则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诠释别人的思想和意象。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倒不是音乐家制造的是旋律,译者制造的是文字,而是音乐作品的创作就是为了转换成肢体语言和美妙的旋律,而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为了翻译成另一种文字而创作的。因此,虽然译者的艺术几乎看不见,却遭受了更多的怀疑。译者的责任也大得多,因为每一个音乐家都知道他的表演只是他本人及其他”即使我坐在走廊上写文章, 也不会有一个小孩过来观察我的手指, 看作家是怎么写作的。我并不是说写作是一个糟糕的或无用的职业，但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也不是最有吸引力的职业， 所用的材料也很特殊—你甚至看不见它。”但我们对作家的期待也仅此而已。 我们期望创造者所创造的东西让我们激动，而不是他创造的方式。 除非他像爵士音乐家一样，也是一位表演者。 对于表演艺术家，我们的确期待他的表演激动人心，因为创造已经完成。表演艺术家的职责不在创造，而在诠释。但是译者的诠释不仅采取了原作的形式—墨迹—而且也不偏离原作的内容，这和文学批评家的诠释方式相反。唯一改变的是我们现在可以读懂用油墨印出的内容了。否则，外国作家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就像没有任何意义。这很像让不懂乐谱的人看乐谱一样。但是音乐家的表演和乐谱没有相似之处，二者差异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翻译是如此相近，翻译的结果是一种重写，两部作品，一个以另一部为基础，一个是原作，一个是表演，难以区分。 由于译者奇特的处境，他不怎么受人尊敬。大家总认为，他应该服从于作者，忠实于作者，不能犯错；在翻译时，他要一件一件来，论功行赏时，也要甘作末席。在世人的眼中，他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家、创造者或是表演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工匠。他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可怜的、无足轻重的角色。他的译作，书评里鲜有提及，几乎从未有人给予批评。他的技艺在大学内外鲜有教授，他的译作也难能获得学术界的承认，他的思想于生平，出版商也不肖出版。所以译者翻译并非为追名逐利，或为了别人的赞许，而是出于爱，出于让他人享其所爱，爱其所为。 我们常以为，文学作品的译者好坏在于他的语言能力，这就好比说音乐家都很懂乐谱。他们当然如此，但是会看谱并不代表你会是一位好的音乐家，它只不过是成功的诸多要求之一罢了。事实上，一些伟大的爵士乐手从来没有学过看谱，而有些伟大的译作，反倒是出自不懂原文的诗人之手。想要演奏出好音乐，除了通晓一样乐器，还必须能察觉音调的细微差别，了解音符的组成跟其所代表的意义。同样的，一个译者也必须能像评论家一样去阅读，像作家一样去写作。十七世纪的约翰·德莱登说的好：“我们之所以没有什么好作品可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具备完美译者条件的人太少，而且对这样重要的学问，也给予太少的赞美于鼓励。”时至今日，情形依然鲜有改变。 然而，普希金把译者称为“人类精神的信使”，歌德认为文学翻译是“世界交往中最重要、最神圣的事业之一”。博尔赫斯也曾写道：“也许……译者的工作比作家的工作更精细更文明：译者显然出现在作家之后。翻译是文明的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当然，这些话并不是他们的原话，而是译成英文后的说法。另一方面，译者被称为剽窃者、文化的掠夺者、殖民主义的共谋者，卖国者，叛徒。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背叛了自己的语言，出卖了原著，也出卖了自己，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字七分钱，如果他们幸运的话。 One B 没有舞台的表演：文学翻译的艺术 --- Robert Wechsler 胡兴文 巫阿苗译 不论是尊贵崇高还是背信弃义,至少大家认为译者是谦逊的,特别是对于艺术家而言。谁能比译者更遵从他人的观点,人物,风格,意象,甚至幽默感。译者将某种东西带入了很多时代和文化的核心艺术中,其最重要的方面即奉献与服务。然而,还有什么比说你能写出像你所钟爱的伟大著作一样的作品更自豪的，譬如，能写出等同于英文《李尔王》的法文（日文或恩固尼文）剧本？译者既谦逊有自负，真是够奇特的了。 翻译的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