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和天主教.doc

康熙与天主教 内容摘要：康熙朝是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天主教从明朝时传入中国，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与天主教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既有支持与保护，又有反对与限制，尤其是“礼仪之争”更使康熙改变了对天主教的态度。本文对康熙与天主教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以探讨他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关键词： 康熙 天主教 礼仪之争 影响 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的研究并不少，但却多集中于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时期，如郑琪的硕士学位论文《清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或是对天主教活动状况区域性、地方性的局部研究，如赵殿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初耶稣会士在江南的传教活动》，还有主要从科学技术方面探讨康熙帝的西学观的，如闫大伟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康熙的西学观》。清朝康熙在位时期，天主教已在中国有了较为稳固的发展根基，但是作为外来宗教，其命运是不可测的，康熙对天主教的态度如何，他与天主教教士关系如何，他对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有何影响，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却较少，笔者在本文中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康熙在位之前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康熙在位时期是中国天主教传播史上甚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天主教得到的空前发展，教徒数量不断增加，传教范围不断扩大。这种良好的发展是前期传播为其打下的基础。包括明朝末年的传教士先驱们为其开拓的道路，以及顺治帝对天主教的支持。 明朝末年，一批以利玛窦为首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进行他们神圣的传教活动，他们先借助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工艺美术来博得统治者的欢心和士大夫们的好感，进而从他们传播对象天主教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支柱儒学思想之间寻求共同点，即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利玛窦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必须提及的重要人物之一。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依次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城市停留之后，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进住北京直至去世。他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最重要奠基人与开创者。他成功地赢得了中原皇帝与士大夫们的好感和信赖，为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大门。至1605年，北京已有200多人信奉天主教，而且其中更有数名是朝廷大臣，以徐光启最为典型。汤若望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尊重，是他传教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点却没有被后来者所继承与发扬，以致引发了后来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的巨大羁绊——礼仪之争。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的祭天、祭祖、祭孔的行为应该是尊重祖先的表现，而不能被称为具有宗教性质的偶像崇拜的异端行为，所以他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举行和参加以上各种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他本人更是穿着中国儒士的服装，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喜爱。他的传教方式和原则也无形之中影响了其他以及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最终成了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不成文的准则，被称为“利玛窦规矩”。可见其影响之深刻。利玛窦逝世时，中国各地有教徒2500人。在南昌、南京、韶州等地都有教士宣教。 至1644年，明朝被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所建政权所取代之时，天主教在中国已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范围。方豪神父据各修会的统计，到崇祯九年（1636年）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38000人。王朝更迭之际，各地的天主教传教士对政治形势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他们眼中，并无政治利益之说，只要谁支持天主教的传播就乐意追随谁。如在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便任职于南明政权，担任明福王的使臣；而在成都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则充当了领导农民起义，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的“天学国师”。 同时在北京，面对清军让城内居民限三日之内搬出的命令，传教士汤若望上书清廷，请求继续留在城内。幸运的他得到了批准，而且在数日之后，汤若望还被召入朝。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询问其天文历法之事，因他的新历法要比中国所用的历法准确得多，清政府在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了新历法，即“时宪历”。不久，汤若望因功被任命为新朝廷的钦天监监正。钦天监，是中国古代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的重任。古人相信天象改变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可见钦天监监正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清廷能将如此重任交给一个西洋人来但任，足见政府对他的信任。 由于其编订新历有功，汤若望得到了多数士大夫们的尊崇和普通大众的崇拜。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顺治帝的特殊礼遇。顺治有着很强的求知欲，他常常召见汤若望入宫给他教授自然科学知识，更是尊称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官级亦从五品升至正三品。 在那样一个以皇帝为至尊的古代社会，若一个事物得到了皇帝的青睐，便很快拉近了和全社会成员的距离。随着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礼遇，天主教的发展就如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天主教信徒已经达到十几、二十万，主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