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若干问题探析(一).doc

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的继承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若干问题探析(一) 王冠华 【内容概要】 2005年《公司法》第76条之规定突破了《继承法》的限制，在继承客体范围方面不仅仅限于财产权利。继承人依《公司法》取得“股东资格”的时间节点应确定为自然人死亡时。在继承开始时，继承人并不意味着必然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对于股权中财产性权利和股权中非财产性权利，继承人取得的权能内容是不同的；对于继承人“股东资格”的确认有内部确认和司法确认两种途径。 【关键词】股东继承；股东资格继承；股权继承；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遗产是我国现行《继承法》上继承权的客体，根据该法第3条规定，所谓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说，在《继承法》法律层面上，继承客体一般只限于财产权利，而不包括传统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 对于自然人死亡后的股权继承问题，我国《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9月11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均未明文规定。在2005年《公司法》颁布实施前，对于股权能否成为继承客体，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多无争议，但在范围上一般限定于股权中的财产权益。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2月24日《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4]50号，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指导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是与该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又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18日《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三）》（沪高法民二[2004]2号）第3条规定，“继承人、财产析得人或受赠人因继承、析产或者赠与可以获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财产权益，但不当然获得股东身份权，除非其他股东同意其获得股东身份。” 对于股权的性质，无论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公司法》，均未作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我国学界也多有争论，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主张“物权（所有权）说”，也有主张“债权说”、“社员权说”的，梁彗星教授持“综合权利说”，江平教授持“独立说”，认为是与所有权、债权并列的一种权利。但争论归争论，学界取得的一致共识是：股权的内容是综合性的，既包括财产权，如分红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亦包括身份权等非财产权，如表决权、诉讼权等。 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文明确规定了所谓的股权继承是指股东资格的继承，而非仅仅是股权中的财产权益的继承。换言之，对于股权中的财产权益的继承，是民事《继承法》上的应有之义；只有集财产权和非财产权于一体的股东资格的继承才构成《公司法》上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2005年《公司法》第76条之规定突破了《继承法》的限制，在继承客体范围方面进行了有效扩充。 但是，“股东资格”又是个什么东西？是否意味着：一、继承人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依《继承法》继受取得股权中的财产权利后，依《公司法》继承“股东资格”，法律就必然赋予该等继承人取得与此相对应的非财产权利；二、如果前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继承人又怎样才能够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对于这些问题，2005年《公司法》没有给出答案。 对于“股东资格”的概念，教科书鲜有涉及，学者讨论似乎也不多。《北京高院指导意见(试行)》第11条给出了一个概念，称“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从这一概念出发，结合前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股东资格的取得意味着继承人必然取得与此相对应的财产权利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取得与此相对应的非财产权利。对于非财产权利的最终取得还取决于两个条件：一、当公司章程有特别规定的，依特别规定取得或者失去非财产权利；二、当公司章程未作特别规定的，尚须经过一个确认程序，继承人方能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 对于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2005年《公司法》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继承法》第2条规定，对于股权的财产权益，依继承的一般原理，其“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但对于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益，其在程序确认之前获授“股东资格”的发生时间应如何确定节点，在2005年《公司法》中亦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笔者不赞同王利明教授“物权（所有权）说”之股权性质观点，但笔者以为对于继承人获授“股东资格”的发生时间的节点确定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29条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