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中的道德问题.doc

职业新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公开的社会活动，应尽可能尽少用非公开的方式、手段。即使是为了实现新闻监督，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作为隐性的信息获取手段——偷拍、偷录，也只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且对此也须进行必要的道德预估和道德思考。 新闻采访中关涉的道德问题，突出表现在隐性采访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隐性采访整体上作为一种采访方式的道德问题；二是公开采访或隐性采访中一些具体隐性采访手段运用中的道德问题。这两方面关涉的道德问题有一定的重合性，但我们在具体分析讨论中将加以分离。 采访方式的道德性 隐性采访是相对显性采访而言的。显性采访是指“以记者身份进行的公开采访”；隐性采访是指“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①隐性采访又被称为“暗访”或“秘密采访”。这就是说，在显性采访中，记者的身份对于社会是公开的，被采访对象能够明确知道记者的行为性质；但在隐性采访中，记者身份对于社会是隐蔽的，实质上的被采访对象无法知道记者行为的真实性质和目的。隐性采访方式本身有多种类型，诸如侦察型、体验型、验证型等。 隐性采访作为记者获取新闻的一种方式，本身就是特殊的、非常态的方式，因而很难在整体上进行道德评价。这就意味着，关于隐性采访方式的道德分析，必须动用道德评价的例外原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客观上必须采用隐性采访方式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这样的理由：通过公开采访方式不可能对一些特殊的事实进行采访，无法获取一些特殊对象的真实信息；如果不运用一些特殊的隐性手段，如偷拍、偷录，就不可能记录或留存一些重要的事实信息；进一步说，如果不采用隐性采访方式，不仅形不成新闻报道，也无法通过新闻手段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公共利益。 隐性采访方式之所以必要的上述理由，说明隐性采访要想获得道德上的肯定评价，必须满足这样的基本条件：其一，采访动机应该是善意的，这是前提。这个善意在一般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为了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其二，在具体手段上，应该是合法的，不能违背法律规范，因为法律规范其实就是底线性的道德规范。其三，在结果上确实实现了公共利益的维护，至少没有损害公共利益。因此，任何媒体或个体记者，在决定是否运用隐性采访方式之前，都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出发，进行必要的道德预估，使隐性采访方式的运用成为道德上的自觉选择，而不是道德上的盲目选择。 隐性采访方式通常运用在对一些特殊情境、特殊事实（比如可能的违法犯罪事实）的采访中，记者身份的隐瞒、采访手段的隐蔽、采访目的的遮掩，既使采访变得隐秘，同时也使采访蕴藏着诸多的、不可预测的危险，包括记者自己的人身安全。由“隐性”造成的特殊性，使隐性采访包含着更多的道德风险，因此，对于记者来说，在选用隐性采访方式时，除了上面所说的一般道德自觉外，还应特别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的道德考虑： 无论记者的采访动机如何，真实目的如何，可能实现的报道效果如何，隐瞒职业身份本身在客观上是一种“欺骗”行为。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必然会对采访对象一次又一次地“撒谎”，这就容易给采访对象造成伤害，记者没有道德上伤害他人的绝对权利。何况，通过“欺骗”方式得到的信息其可信性在逻辑上有着天然的缺陷。英国新闻道德研究者卡瑞·桑德斯就说，“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要加以谴责，但是我们必须对其负面性有所估量。说谎者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说明这一谎言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而其他替代的方法都已探求过。”②我国新闻法研究专家魏永征则指出：“如果经常这样做，会引起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媒体的力量就在于真实、客观、公正，而现在它却经常以欺骗手段获取新闻，这就无异釜底抽薪。”因此，记者在选用隐性采访方式时，要特别慎重，“只有当欺骗比起对方的卑劣来是微不足道的时候，当揭露这类卑劣行为对于公众极为重要，而通过普通途径又无法获得有关材料的时候……这种欺骗才可以认为是正义的。”③这说明隐性方式是以“恶”对“恶”的方式，是以“小恶”对“大恶”的方式。 作为职业记者，要有一种道德自觉。人在隐蔽身份的情形下，在别人无法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容易失去严格的道德自律（由网络隐匿性形成的各种网络不道德行为就是一种明证），容易违背道德规范。 不可在道德上陷入动机主义和结果主义的片面性。记者在采用隐性采访方式时，最容易用维护公共利益这一条来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和采用的具体采访手段进行道德辩护，然而，隐性采访维护的到底是不是社会正义、是不是公共利益，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模糊的、不清晰的，有时更多的可能是记者的利益或记者所属媒体的利益。一般说来，如果难以判断一些行为是否直接关涉公共利益，这时，记者应该采取保守的方法，即不采取冒隐匿身份和撒谎的道德风险，那就是说，在“公共利益还没有处于明显危机时刻”，隐性手段的使用要特别谨慎。有学者甚至指出，“什么时候公共利益清楚明了，从而可以以此来证明谎言的合理性？我认为没有，我们至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