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教师的草根课改.doc

一个乡村教师的草根课改 是“皇帝的新装”，还是颠覆性的教学变革？ “儿童怎么学会阅读的？”拿这个问题去问语文教师、或各科教师乃至行外的普通人。大约百分之百的答案是：“说不太清楚，但总得先认字吧，字认到一定数量了，就能阅读了。” “从一年级起，在一个字还不识的情况下就开始学阅读，行不？”“废话！文章和书籍都是用汉字写的，不识汉字咋能读书？这不跟学外语一样，不认识外语单词怎么读外文材料？” “不教汉语拼音，学生也能学会普通话朗读，信不？”“不信！汉语拼音是识字的拐杖，是学普通话的帮手，方言堆里长大的孩子，紧教着还不会，怎能不教？ 人们的回答也许没有错。 自古以来人们把文化人叫做“识字的人”。无论是过去的“大纲”，还是今天的“课标”，无论是自己的体验，还是别人的事例，都是“先识字后阅读”。无论是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还是2011年的修订稿都是这样描述的：“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串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长期以来，这个观点已被广大教材编写专家、教研员、语文教师和家长所接受，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真理。人们就在“先识字后阅读”的怪圈里做文章，据专家潘仲铭和戴汝潜的统计，几十年来人们“发明”的识字方法有二十多种之多。 专家视点： “传统语文教育非常重识字的教学，采取的办法是集中识字。儿童入学后，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集中认两千多字，以后集中识字课文逐渐 形成“三、百、千”那么一套，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本合起来正好是两千多常用字）……再者，“三、百、千”音节整齐，押韵，也不太艰涩，便于学童记诵。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 但就是这个大家相沿已久的，被认为毋庸置疑的定论被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质疑，他以自己五年多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是可以“零负担识字的”，三年就可以完成六年的“法定”识字量；一入学就“学阅读”是可行的，学生六年可以阅读五六百万字，甚至更多…… 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包头市土右旗党三尧中心校语文教师石皇冠。 ?今年深秋季节，本刊记者带着一连串疑问走进了这所学校和这个“另类”的乡村教师。 党三尧，土默川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记者采访时正是深秋季节，远望，阴山如黛，平畴千里。村子南去二十里处便是东流的黄河。因得黄河灌溉之利，在农耕时代，这里是米粮川。但随着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和持续了二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以及迅猛的城市化步伐，一个上万人的乡变成了仅剩千人的几个小村落，显得有几分萧索。仅有170个农民的孩子在这所寄宿制学校就读。这个与欧美国家班容量相似的学校为石皇冠破天荒的教改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小班化，22个学生，便于因材施教，来自家长的干预较小。 ?一个“怪才”的成长史 1991年夏，石皇冠从包头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在阴山深处的一个教学点，他在那里当了六年教师（兼校长三年），全校只有五六十个孩子和三个老师。1994年，这所教学点撤并了，他从后山来到土默川平原一所乡中学当老师。严峻的现实让他不得不担忧农村的教育和农村的孩子：初一招收的320多个学生，到了初三毕业时只剩下120多个，除极少数转学外，其余近200人陆续辍学了。辍学不是因为穷困，而是厌学；不是家长不让孩子读书，而是不当的学校教育淘汰了这些孩子。他们为何会厌学？学校教育没有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培养好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方法是主要原因之一。他在初中兼语文课时发现，初中生中虽然认识课文中的汉字但念不通课文的比例很高。当时，他认为可能是小学语文教学出了问题，便去小学教语文，看看问题究竟在哪儿，该如何解决。去了小学之后，发现四、五年级学生也是如此。 他开始思考自己所授的学科——语文。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他：儿童是如何学习母语的？它的本质规律是什么？为什么到了初中，学生齐声朗读时还是“唱读”？怎么才能不使过重的课业负担让孩子们望而却步？怎么才能让孩子们提前学会阅读的基本技能呢？ 他想，既然认了汉字还不会读文章，还需要老师领读，必须经过模仿读才能学会阅读，那么教阅读之前的认字又有多大效果？于是，他在反复研究多种识字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发现，低年级儿童以无意记忆为主，可这些识字方法大都强调有意记忆，这不明显违反心理学原理和儿童的天性？他开始构想一个更大胆的小学语文教学思路：儿童一进校门直接学阅读，不要管是否认字。 1997年，一个有初步轮廓的小学阅读教学改革方案形成。他希望有一个校长给他一个班，能够让他静下心做这个起码耗时六年的“另类”的实验。没有“徐庶走马荐诸葛”，他就毛遂自荐，可惜没有哪个校长敢承担这个风险，都说：“小打小闹可以，你这是推倒了大厦重盖，不敢。孩子不能做试验品啊。” 隆中诸葛没有遇到识才的刘备。他甚至萌发了到缅甸教华裔子弟汉语的念头——心想，他们身上大约没有应试教育的枷锁吧。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