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识字教育.docVIP

中华民族的母语是汉语，语言文字是汉字。我们的民族语言和文字都有着非凡魅力。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这样盛赞我们的汉字：“世界上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优美的诗。”①同时，因为有“言语活动是人的类属性的集中体现，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言语活动，是对真、善、美的探求，是在哲学、人学与科学层面上的精神遨游，是言语生命的自由、自觉、自为的呈现。”②因而，掌握自己的民族语言，其实就是学会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将自己融入本民族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又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言语是人的精神家园。”③因为语言文字承担了这样一些功用，所以我们就必须通过母语教育来实现继承名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宣扬民族品格，捍卫民族尊严，展现民族风貌，体现出本民族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目标。 　　事实上，我们所使用的汉字，是世界上最为古老和特殊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上少数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之一。中国人使用汉字、汉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为汉语言生动形象的造字机制，以及几千年不间断使用所保存下来的文化信息，它从不同侧面展示的观念心态和悠远记忆，正是我们这一语言文字的博大、厚重与缜密，因而这也决定了我们中国必然是一个在基础教育中注重识字教学的国家。 　　识字是语文学习的基础，是阅读的基础，是写作的基础，这种基础性主要表现在“会认”这个识字教学的基本要求上。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在总目标中写到：“认识3500个左右常用汉字。能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并有一定的速度。”在教学建议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1～2年级的教学重点。”并规定了在第一学段，要求认识常用汉字1600—1800个，其中800—1000个会写。这一安排，体现认写分开，多识少写的原则。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尽快地多认识一些汉字，迅速扫除读写障碍，尽快进入阅读和习作。 　　我们汉字教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就是从西周说起，距今也已有近3000年了。而且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历来都把识字教学作为突破口，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启蒙教材来看，最早的是西周宣王时太史籀所著的《史籀篇》（近人认为“籀”是诵读的意思，取首句“太史籀书”中的字名篇，东周时期秦人作），原为十五篇，今存《说文》中所引“史篇”及所录“籀文”223字。其书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史摘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它是我国的“字书之祖”。后人多以此为蓝本，编撰识字教材。秦代的《苍颉》、《爰历》、《博学》三书合并为《苍颉篇》，共收入3300字，其书四字一句，隔句押韵，每章一韵到底，把字义相同、相近、相关、相类的字编写在一起，分类分组选字编文。《汉书·艺文志》说：“《仓颉》七章者，秦垂相李斯所作也，《爱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糟篇》……汉兴间里书师合《仓颇》、《爱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领篇》。”汉代的《急就篇》对后世影响也较大，还有南北朝的《千字文》，它以四言成句，对仗工整，琅琅上口的韵语，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地理、伦理、教育、人物掌故等方面的知识，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儿童识字课本。而宋朝出现的《百家姓》与《三字经》，则同《千字文》合称“三、百、千”蒙学识字课本，流传甚广，基本上都是以韵语和部首为识字基础。至元朝出现《新编对相四言》，它以图文对照为基础，已经开始注意直观教学的问题。 　　到了清代，文字学家王筠著《教童子法》，其间明确提出利用汉字构形规律进行识字教学的主张，他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而他所著的《文字蒙求》就是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进行的编写，他从《说文解字》中选辑常用的2000多个汉字，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分类汇编，是第一本以汉字构字规律为线索的识字教材，在吸收前人以吟诵加强记忆的基础上，提出根据汉字的构字规律来认知汉字。 　　而通观我国古代的识字教学，我们不难发现，它首先是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吟诵和识记两千个左右的汉字。王揭在《教童子法》中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逮读书。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崔学古在《幼训》里也说：“凡训蒙勿轻易教书。识字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而清人潘子声统计发现，连续学习“三、百、千”可以累计识字1452个。因此，在入学之初集中力量学习，应当说是前人确立的既有目的又有方法的一条识字原则。其次是识字与阅读的并重。先集中认识一定量的汉字，然后通过阅读扩大识字量。如在“三、百、千”等教材的基础上，再依次学习《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