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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中的莎士比亚》，和人类学，符号学相关的经典著作，本文讲述美国的人类学家Laura Bohannan去西非一个原始部落实地考察，去给那里族人讲《哈姆雷特》的故事，却被彻底理解成面目全非的另外一个故事。 由此反应了文化差异，文化认同，文化渗透，家庭结构，符号概念等经典理论。 ? 我离开牛津前往西非研究蒂夫族人之前，有一次跟别人聊起了斯特拉福德戏剧节（注：在莎翁的故乡斯特拉福德举办的一个戏剧节）。“你们美国人啊，”一个朋友说，“读莎士比亚时总会遇到困难。说到底，他毕竟是个地道的英国诗人，而人很容易就会因为混淆了关键之处而误读了普世之物。” 我反驳说，人的天性在全世界都差不多；至少，伟大悲剧的基本情节应该在哪里都很清楚，虽然可能有些习俗的细节需要解释，或者因为翻译困难会有些小变动。为了结束这场无结果的争论，朋友给了我一本《哈姆雷特》，让我在非洲的丛林间研读：他希望这书可以帮助我“在茹毛饮血的环境中提升思想高度”，也许还能使我“于漫长的禅思中，获取正确解读之恩泽。” 这是我第二次去那个非洲部落考察；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去住在那种最偏远的区域，连徒步走都很难走到的地方了。最终，我在一个很有学问的长老的小丘那安顿下来。那老人是一片田园宅地居民的头领，大概有140人左右，基本全是他的近亲和他们的妻儿。就像这附近的其他长老一样，老人的时间基本都用在进行一些仪式；在附近那些更容易去的部落里，这些仪式已经很稀有了。这让我非常高兴。很快的，在开始出现沼泽前的收割季和清扫新农田的雨季之间，会有三个月的隔离休憩期。我觉得，接下来这段时间里他们应该会进行更多仪式，还能解释给我听。 结果我完全错了。很多仪式都要求必须有好几处的长老们在场。沼泽出现时，老人们发现在领地之间走来走去很困难，所以仪式就慢慢地中止了。在沼泽渐渐变深之后，活动就全停了，只剩下一个：女人们用玉米和黍粟酿啤酒，然后男女老少都坐在小丘上喝酒。 大家从天亮就开始喝酒，直到大早上的时候，整片领地都已经充满了歌舞和鼓点。每当下雨的时候，他们就得躲到小屋里坐着，在里面唱歌，喝酒，讲故事。无论哪种情况，在每天中午之前，我要么是加入宴会，要么回自己的小屋里看书。“喝酒的时候不讨论严肃问题。来吧，跟我们一起喝。”但由于我喝不惯他们那种重口味的当地啤酒，所以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来看《哈姆雷特》。在第二个月结束前，恩泽终于降临到我身上了。我坚信，《哈姆雷特》的故事只可能有一种理解方式，并且是一种放之四海都该显而易见的理解方式。? 每天清早，我都会去老人那个用低矮泥墙和茅草屋顶遮风挡雨的接客小茅屋，指望着酒宴之前会讨论点正经问题。有一天，我漫过短短的门径，发现领地的多数人都已经裹着破旧衣服，蜷坐在小凳子上、低矮的木床上和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围着冒烟的火堆取暖，抵御雨寒了。宴会已经开始了。 老人热诚地欢迎我。“坐，喝酒。”我接过满满一葫芦的啤酒，倒了一点在小酒瓢里，一饮而尽。 然后我又往那个小瓢里倒了更多的酒，献给一个辈分仅次于主人的人，再把整个葫芦递给一个年轻人让他往下传。有地位的人是不用自己斟酒的。 “这样才对，”老人一边把我头发里的茅草拣出来，一边赞许地对我说，“你该更常出来跟我们坐坐喝酒。你的仆人告诉我，每次你不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就坐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着一张纸。” 老人知道的“纸”有四种：税单，彩礼收条，法院收据和信件。族长派来的信差会用统一的公章标示这四种信件，然后他自己分清那些信件的种类，直接口头告诉老人。还有一些人，会收到政府或者驿站里的亲戚寄来的少数私人信件，这些信件会留着，直到有人带去赶集，去找那儿代人读写信件的服务。自从我来之后，这些信就都归我读了。还有人私下把彩礼单拿来，请我把里面的数目改多点。我发现跟他们讲道理没什么用，因为姻亲这事本来就说不清楚,而且要给没受过教育的人解释伪造文件的坏处有很多技术困难。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傻到一天到晚就只看这类“纸”，连忙解释说我的那些“纸”讲是我们国家“很久之前的事”。 “啊，”老人说，“给我们讲讲。” 我推脱说，我不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对他们来说，讲故事是一种很讲技巧的艺术：他们的标准很高，听众也非常挑剔，而且会当面给你指出来。我的推辞失败了。那天早上，他们就非要在喝酒的时候一边听个故事。他们还威胁说如果我不给他们讲一个，以后就再也不给我讲故事了。最后，老人向我保证，没有人会去评判我讲故事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你对付我们的语言就挺困难的”。“但是，”一位长老提出，“你得给我们解释那些我们不懂的地方，像我们给你讲故事时那样。”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证明《哈姆雷特》可以被普遍理解的机会，就欣然同意了。? 为了让我好好地讲故事，老人又给我倒了些酒。男人们都把长长的木头烟筒塞满了，拿到煤堆变接火，心满意足地吸了一口,再坐回去准备听故事。我挑了个挺合适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