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成就不同制度根源.doc

一、发展竞赛 自从1947年印度独立和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对于这两个亚洲巨人在经济发展上的表现，人们一直有着强烈的兴趣。中国展现出的是在共产党的中央指令下所建设的革命社会主义，而印度所倾心的是一种’社会的社会主义模式’（socialistic pattern of society），并以议会民主而沾沾自喜。谁会胜出呢？在整个高度紧张的冷战后殖民主义时代，在从上个世纪的殖民主义中获得解脱的黎明时期，世界各国和人民的目光便都在紧盯着这场竞赛。另有两个强权也在密切关注，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结果投下了赌注或者坐山观虎斗——在竞赛中，真的没有一天是轻松的。 在其1953年的亚洲之行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发表了他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竞赛。这场竞赛关系到在自由国家与警察国家两种模式中，哪个更能实现更好的社会发展。竞赛直接影响到这两个国家的8亿人口。而从长远来看，竞赛的结果将影响到整个人类，包括我们自己。’（Bowles，1954：229，cited in Ghosh，2002）。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1954年也同样直言不讳地写道：’现在我最感兴趣的国家就是印度和中国。当然，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是不同的，然而我们面临的问题实质上却是一样的。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能够在每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大的成就。’（Frankel，1978：120，cited in Ghosh，2002） 半个世纪弹指一瞬，尼赫鲁关于未来的设问在现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的独立日全国讲话中得到了回答： 从独立至今，已经将近60年。对于一个古老文明的历史，60年不过弹指一瞬。然而，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这却是漫长的一段。在这60年中，整个世界已经世事沧桑、物是人非。欧洲的那些帝国早已烟消云散，新的强国却已雄立亚洲。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当打量它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力。（Singh，2006） 在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客套宣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修辞背后，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却不断升级，不管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两国都希望实现其体制的现代化和兼顾公平的长期快速发展。但是就它们自己的感受而言，也许可以说这两匹马是在跑着不同的、互不相干的比赛。印度主要是和自己的过去比，用殖民时代的凋敝与民众的被剥夺对比新生独立国家的成就。与一个静止的目标相比，这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取胜的比赛。第二个标准是在内部与其所制定的计划目标相比——如果这些目标实现了的话；而情况常常是，这些目标当然没有实现。而另一方面，中国从未认真地与自己喜马拉雅山旁的邻居比较成绩。比印度更好根本就不是其认真考虑的问题：赶超西方才是中国真正的挑战。1958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十五年超过英国’的运动（Selden，1979：78）。中国为其自己所设定的目标真的是喜马拉雅标准。 中印两个邻居之间周期起伏的关系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他们同时起跑，都洋溢着对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自豪感，并且制定了结构性转型的宏伟目标。这是两个有着兄弟般亲密关系的阶段，’印中兄弟’（Indo—Chini，Bhai-Bhai）的说法，强调了两国所共同分享的东西，直到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1956年冬，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两国的兄弟情谊攀至顶峰。但仅仅几年之后，形势就戏剧性地翻转过来，以边界争议的形式出现的殖民时期的后患开始显现出来，摩擦冲突、恶语相向，最终在1962年演变为战争。对于印度来说，中国兄弟突然变成了中国龙，兄弟割袍断义，断然决裂——’印中拜拜’（Indo—Chini，Bye-Bye）。其后，两个社会和经济体都经历了复杂的、历时两代人的动荡。直到1988年，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甘地访华，两国才迈出了关系正常化和解决长期矛盾的第一步。其后是两国高层领导人的几次互访：2001年李鹏总理访印，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华，与此相伴的是，强调市场主导、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两国出现，导致了意识形态取向上的相似之处。两国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志向和以对高度不平等的忍受为特征的消费者驱动（consumer-driven）型经济。这导致了中印关系进入了当前的阶段——存在着和解的可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一个说法来表征此种关系：’印中买卖’（Indo—Chini，Buy-Buy）。 同时起步，并且最初有着类似的国情和发展条件，但随着中国在范围宽广的许多发展指标上开始整个儿地领先，两个经济体开始发生分化。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的宏观经济加速发展，在印度精英中间也因而蔓延着一股乐观的情绪，并且引发了印度是否正在赶上中国的猜想：如果两个经济体日益趋同，那么印度是否能很快超越中国。[i] 二、棋逢对手？ （一）殖民遗产和体制特征 一个有意义的比较不能完全归结到单一的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