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与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比较.doc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比较 刁生虎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文化巨人。两人都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小就接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两人都曾多次出国留学或访问，都掌握了多种语言文字。两人都学贯中西，硕果累累。两人都兼具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既有不少文学创作又有大量研究著作。两人同治文史之学，同有鲜明的学者品格。两人都有超乎常人的记忆能力、刻苦勤奋的求学精神、既渊又博的知识储备。两人治学都极为重视材料的收集与运用，都既有乾嘉学风又能实现对其的超越。两人都对中西文化怀有极为深入而又独特的理解。两人都对诗与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采用了相应的治学方法。两人都遵循了打通的研究方法，都建立了自己的阐释学，都运用了比较研究和心理阐释的方法。但是，在学术兴趣上，陈氏以历史和考据为自己的研究爱好和努力方向，其毕生所作的工作便是历史文化的辨析与阐发；而钱氏则以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为自己的兴趣和努力方向，其毕生所作的工作除了文学创作之外，便是文学艺术的鉴赏和评论了。在语言工具的掌握和应用上，陈氏所掌握的语言种类要远多于钱氏，然而在应用能力上，钱氏似乎要远胜于陈氏。除此之外，在对语言的研究上，陈氏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传统乾嘉之学的超越和对语言之文化现象的关注上；而钱氏则主要在于对传统训诂学的超越和语言修辞的研究与运用上。在材料的选择与运用上，陈氏要比钱氏更为注重求“真”的一面；而钱氏要比陈氏更为注重求“美”的一面。在文化观念和文化研究上，陈氏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种族差异问题，所坚持的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而钱氏则更具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超越了种族差异而走上中西融通之路。在打通的学术境界和研究方法上，陈氏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打通方面要比钱氏更为突出；而钱氏在时间尤其是空间的打通上要比陈氏突出。学术旨趣的不同，就造成了两人研究趋向与方法的不同，陈氏善于从诗歌中发掘证明历史的材料，而钱氏则善于从史学著作中发掘出艺术成分。陈氏常用历史的眼光看诗文，而钱氏则爱用诗文的眼光看历史，他们一个专注于诗中之史，一个则钟情于史蕴诗心。陈氏的阐释学理论与方法更为明显地集中于中国文化内部的解读与阐释，更为偏重纵向历时性的古今对接与阐解，具有鲜明的古今对话意识；而钱氏的阐释学理论与方法则除了注重中国文化内部的解读与阐释之外，更多了一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渗，更为偏重横向共时性与纵向历时性的交叉与综合，具有鲜明的古今对话与中西融通意识。 关键词：陈寅恪；钱钟书；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治学背景；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材料；文化；打通；史诗关系；诠释向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界，有两个人是我们永远不能也无法忘记的，一个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另一个是钱钟书(1910—1998)先生。两人都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文化巨人与学术大师。他们在家庭出身、个性气质、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等众多领域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但所有这些，无论是同还是异，都并不影响他们各自成为垂范后世的一代宗师。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治学背景：家学?天才?勤奋 众所周知，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均在众多领域做出了常人所无法比拟的卓越贡献，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甚至具有开创性意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的知己吴宓就已对二人等量齐观，做出了极为崇高的评价：“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1]而他们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因素，那就是，一方面都有极为深厚的家学渊源，另一方面都有先天罕见的资质禀赋和后天超人的刻苦勤奋。这是他们成为大师级人物的前提条件。 1．深厚的家学渊源 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独特的成长经历为个人的成功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外部条件。陈寅恪巨大成就的取得即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密不可分。吴宓在《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中说道：“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讬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学，盖实成于家学，源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2]陈寅恪出生在江西“义宁陈氏”家族里。祖上曾居福建上杭，后先祖陈腾远由闽入赣，定居江西义宁州。自以耕读为业，逐级考取高科。腾远之子陈克绳，同为读书之人，幼子陈伟琳少即端庄静默、勤奋好学，长更重视子女教育，“训子弟及亲戚后进，必勤勤启诱，终日不倦。虽农夫野老亦敬而爱之，感化者众。”[3]并曾教导幼子陈宝箴曰：“学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