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以诗为词》二.doc

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孙小丽 汉语言文学 摘 要：苏轼的一生是极其坎坷的，但这种坎坷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词人在宋代文坛独特的地位，这种独特之一表现在其对宋词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词人用一种被人称之为“以诗为词”的手法改革了当时的词风，这种手法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对于“以诗为词”，各个年代的解释不尽相同，其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当时，一些词人认为苏词“不协音律”，事实上，苏轼是遵守词律的，苏词是协律的，古人用“不协音律”为理由来非议苏轼“以诗为词”是不符合实际的。苏词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发展了词风。而苏轼的政治生活背景和当时词坛的状况是“以诗为词”形成的两个主要原因。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评价 苏轼在宋代文坛上是一位极高的大家，诗文词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其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其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其词更是空灵飘逸，“一洗绮罗香泽之态”，[1] 如天地奇观。但如果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词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而最大特点就是“以诗为词”。结合宋词的流变和当时的社会状况、他的政治生活遭遇,论述“以诗为词”这一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贡献、在苏词中的表现、前人对此的评价对正确认识苏词和词体的发展都十分有意义。 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在今四川省)人。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苏轼与弟弟苏辙同时高中进士，为欧阳修门生。熙宁四年(1071)反对王安石新法，自请出任地方官，先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调任密州知州，元丰七年(1079)移知湖州时，因讪谤新法罪被逮至京，此即著名的“乌台诗案”。后因王安石等人的援救而免死，次年到达黄州任团练副使，这时的他已四十五岁了。黄州四年，是他创作的收获时期，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词等作品写于此时，他旷达的人生观与飘逸的创作风格都成熟了。元丰七年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路过建康，遇到了当时已经隐退的王安石，交谈甚欢。元丰八年(1085)旧派又重新执政，第二年即元祐元年，苏轼还朝，任翰林学士。但由于与旧派人物意见不合，自元祐四年出知杭州、颖州、扬州、定州。元祐八年，朝廷起用新派，第二年即绍圣四年(1097)被贬儋州。元符三年赦还，第二年病逝于常州。由上可知，苏轼的一生是极其坎坷的，然而词人在困难面前并未低头，而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词人的努力造就了其在宋代文坛独特的地位，这种独特之一表现在其对宋词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词人用一种被人称之为“以诗为词”的手法改革当时的词风，开拓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这种手法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以诗为词”一语，首见于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它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2] 陈师道并未具体明确地解释何谓“以诗为词”，仅以“雷大使之舞”为喻，点出苏词“要非本色”，然而“以诗为词”从此却成了词学研究及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实际上，陈师道说苏轼“以诗为词”，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说他的词有不合音律处；一是说他的词不同于传统的词风，与词的所谓“本色”不合。认为他的词不同于《花间》、南唐以来的“正规”的词风，似乎带进了某种诗里才有的东西。刘熙载说得较为具体：“东坡词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3] 现代词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很多学者对“以诗为词”的概念做了很深且有创造性的解释。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4] 吴熊和先生认为：“凡可入诗的， 亦以入词；可于诗言之的，亦于词言之。苏轼“以诗为词”的含义，实即如此”。并认为‘以诗为词’是对苏词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用律全面革新的一句总结。[5] 可见，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以诗为词”这个概念总与诗歌的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关联。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即是把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词中比较成功的表现是用题序和用典。 在中国词史上，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词的这一巨大贡献受到了多数人的肯定，但也遭到了许多批评。他们认为苏词“不协音律”，而“音律”又是词的本色最重要的体现。那么实际是否如此呢？苏词是否真的不协音律呢？苏轼曾自谦平生“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