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理论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doc

“三才”理论：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 　　◎ 王利华 　　天、地、人，古时合称“三才”。关于天、地、人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即是所谓“三才”理论。它萌芽于夏商以前，形成于周秦之际，至两汉时期乃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理论是基于古代农业实践而产生的，《吕氏春秋·审时篇》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亦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才”理论并不专属于某个特定的派别，而是诸家学说的最大“公约数”，或者说被普遍采用的思想框架。它由农业生产出发，不断向其他领域推演，古代社会建设思想亦以“三才”为纲领。 　　自先秦开始，古代思想家就将天、地、人视为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并将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多种理论建构的基本框架。古人论述治国安邦之道，往往是从天、地、人说起。例如《管子》在谈论如何执政制民、富国强兵时，频繁地将天、地、人并提，不断强调天时、地财（地利）和人力的重要性。它认为：“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要求统治者“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执政施治要“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1]。《荀子》提出了“天地人相参”的思想，它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是之谓能参。”社会建设、经济发展须得“天时”、“地利”、“人和”而不失：从社会来说，“农夫朴力而寡能，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从统治者来说，“人主”要立威仪、行赏罚，才能“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实现财货丰足，天下安定[2]。这些思想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如《淮南子·主术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经法》更明确地把天、地、人相参称为“王天下之道”和治国者之“前道”，其《大（六）分》云：“王天下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参（三）者参用之。”又云：“治国者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3]。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代关于社会建设治理的思想理论不断丰富、完善，但始终都没有脱离“三才”这个基本架构。 　　综观中国历史，“三才”理论并不是一些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而是有着具体实际的社会内容；亦不只是停留于思想家们的高谈阔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古代政治实践，对传统社会建设治理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以下就天、地、人三者分别稍做申论。 　　在中国古代，“天”的内涵很复杂，抽象玄妙，难以定义。古人并不尊奉某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但极其尊崇“天道”，基本观念是“天道之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顺之则万物遂长、百姓丰足、社会安定，国祚永昌；逆之则必遭“天谴”。《荀子·天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基于这一观念，古人认为：君主必须顺应天道才能取得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才能安抚万民，实现天下太平。 　　“天道之行”最重要的表现是四时代序，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是为“天时”。“天时”与农事最直接相关，故又称“农时”，其于稼穑成败和年收丰歉关系至为紧切，直接关乎黎民百姓的生计，故亦称“民时”。“天时”不仅决定着自然界万物生长的节律，而且深刻地着社会中的人和事，因此人们必须根据“天时”来安排各种事务。这一点对于农业社会至关重要。 　　古代思想家不断强调“奉天时”，《易传·乾卦·文言》云：“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奉天时”首先要知天时，明“四时之序”。《管子·四时》认为：“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古代国家高度重视编订和颁布历法，把它作为宣示王朝正统的重要礼典，“正朔所在”即是“天命所归”；“敬授民时”指导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则是国家的重要政务。 　　古代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副“天道之行”，遵“四时之序”。顺时而动，不夫时宜，乃是“圣王之制”。《荀子·王制》说：“君者，善群者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鱔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详细论述了“副天之所行以为政”的思想，称：“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