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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写生 妙趣横生 　　摘要:写生妙在身处自然美景,心旷神怡,它不同于在画室工作,按部就班,心中虽有古画之妙境,而终不能感受天地之大美。 写生,在大自然中品类万物,挥毫遣兴,饱游山水真境,表达主观感情,铸造艺术风神。 　　关键词:水墨写生;主观感情;大自然 　　 　　写生妙在身处自然美景,心旷神怡。它不同于在画室工作,按部就班,心中虽有古画之妙境,而终不能感受天地之大美。写生的时候,面对纸素,恍惚之中,似有象有物,然后含毫运思,自有一种情思孕于其中。 　　宋代文学家秦观曾患有肠胃病,有位朋友拿王维意真境美的《辋川图》给他看,并告诉他:“看了这幅画,你的病就会好的。”秦观每天欣赏这幅作品,似游山水真境,如置身辋川别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赏心悦目,果真,病就慢慢好了。王维的这幅《辋川图》之所以“妙手回春”,“药到病除”,除了它具有高超的技艺之外,更重要的是作品流露出的生活气息深深地感染了观者,使人情不自禁畅游画中,悦目悦耳、悦心悦意,使人真正的自然化,进而逍遥游。这也是山水写生的魅力所在。 　　中国山水画在唐宋时期,其主要作品大多数来源于生活,据说王维的《辋川图》中的辋川确有此地;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终南山、太华山的真实写照,而董源、巨然的作品是以树木茂盛的南方山水为题材的。那一时期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由此可以推断山水画是对自然万物的筛选,是神与物游,心法统摄自然而幻化出的佳构。五代的荆浩在其《笔法记》中写道:“太行山有洪谷……明日携笔复就写之……”;被明清诸家奉为“正宗”的黄公望在他的《写山水诀》中有“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摹写记之,分外有发生致意……”说明写生古已有之。我们也可以从谢赫的六法中读到“应物象形”的句子,这就是说写生一词在古代应是不争的事实。 　　以水墨为主要方式的写生方式恐怕是最主要的写生方式。这不仅取决于中国山水画一直都是以水墨这一材料表现,更多地是由其绘画语言本身的笔墨结构所决定的。笔墨结构是山水画在表现某一物象时,具有一定形式语言特征,以及在表述这些语言时,又有相对稳定的程式和笔墨规范。也就是说,董源以树木茂盛的江南山水为题材,创造出了被喻为表现南方山水的披麻皴,范宽则创造出了以表现北方山水为特征的豆瓣皴。不论是董源的披麻皴还是范宽的豆瓣皴,这些相对稳定的笔墨范式,都不是一日之功。对山水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精心探索,体会物情,观察物态,模拟刻画,抽象筛选,进而外是造化,中得心源。达到了笔法、墨法与树石皴法的和谐统一,完美结合。这种写生只有通过笔墨方式才能求得程式语言的转换和创造,而西方的绘画材料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因此,水墨写生又是山水画创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但不是为了收集素材,更不是为了记录客观物象,而是熟悉山水结构,搜寻理想模式,提纯笔墨程式,引发创作激情,使景物进一步心灵化、情感化和人格化。 　　写生传达作画者的思想感情,更确切地说是“表意”,是传达某种“情绪”、“情操”、“意趣”,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形式上是客观的,其实质是主观的,所以,就写生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水墨写生是一种创作方式,是一种非经验的创造。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把水墨写生看作是素材收集的手段,不能在水墨写生时总是带一种先入为主的模式。对景写生,面对大自然,面对自己的方寸天地,与宇宙同构,“天人合一”,风景如画,我如风景,物即我,我即物,物我两忘。如果我们把水墨写生仅仅看作是一种素材,面对自然,我们就不够激情,不够懂得。有人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们懂得自然吗?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只有这样,写生才有其正真的意义――不论创作还是自我满足。如果把山水写生仅仅作为早已约定俗成的重复,我们又如何在自然生命中获得原创?如何在自己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历炼自己,从而把这种历炼外化为自己的笔墨形式,内化为自己的风格样式?所以,昔人游山玩水,有“烟霞痼疾,泉石膏肓”之癖。智者乐水,泛流上下,与水同乐,仁者乐山,登峰造极,与山共娱。虽比德于山水,实放情于林壑,无论动者、静者,皆与山水共娱乐。一入自然山水,一种无限欣喜感便油然而生,如鸟归林,鱼入渊。神思赋予山水,灵感便自然而然跃于笔端。 　　当我们在欣赏别人的画,或别人在欣赏我们的画时,常常会产生一种非常麻木的感觉,既觉得别人的作品似乎一切关系都协调,无懈可击,又本能地觉得没有丝毫味道,了无生趣。面对这种所谓的作品,没有心动,心情平静如水,泛不起一丝波澜。为什么会有如此感受呢?为什么自己的手感如此麻木以致带给我们如此苍白的审美感受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作画总是为别人的意志所驱。我们在乎一点一画的传统归宿,在乎大众的、流行的,在乎别人而忘了自己,在世俗面前,我们足够理智,甚至于这种理智压倒了我们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