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孩子都买不起房,在纽约也一样.doc

全球的孩子都买不起房，在纽约也一样 “伟大的城市吸引雄心勃勃的人，当你在其中一座走一下，它会用一百种方式微妙地告诉你：你应该做得更多，你应该更努力。”美国著名的程序员、风险投资家、博客和科技作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一篇《城市与雄心》的文章中写道。 格雷厄姆是个如此有趣的人，他拥有哈佛计算机方向博士学位，同时在佛罗伦萨艺术院学习过绘画。他创建的公司曾经以5千万美元卖给过Yahoo，之后又投资过数家初创科技公司。在他看来，每个城市都在散布着自己的小广告，纽约说：你需要更有钱；波士顿（或者说是剑桥）说：你需要更聪明；而硅谷则在说：你需要更有权势。 他对伟大的城市吸引精英，或者精英创造城市的伟大深信不疑。如果不是这样，15世纪米开朗基罗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为什么都在佛罗伦萨而不是米兰？而马奈和雷诺阿为什么都到了19世纪的巴黎？我想，正是这些关于的城市的传说，在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们中间口口相传，才让他们前赴后继地离开家乡，奔向那花花世界的大城市。 15世纪的佛罗伦萨、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和21世纪的北京？在写《他们的中国》时，我结识了好几位艺术家朋友，有一位在798开过摄影展的美国自由摄影师告诉我：他觉得21世纪的北京就是19世纪的巴黎。说这话的时，他有脸上有一种站在世界之巅的表情。摄影师的妻子是美国常春藤学校的MBA，被美国最大的几个企业之一派到中国做管理层。而他自己走过世界不少地方，为联合国和一些非营利组织摄影，他的照片里有非洲的孩子、亚洲偏远地区的妇女……我深深地为他的话和表情打动。 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年轻学者，他热爱北京。因为忍受不了在北京上下班高峰时间挤地铁和公共汽车，春天一到，他就在三环上骑车上下班，伴着常常挤入非机动车道的机动车，和摆到马路边上的早市摊。他说：“我喜欢北京……因为我感觉，北京每天都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他为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自豪和兴奋，只是不确定怎样插手其中。 关于生活在诸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不是这般重要，我本人没有发言权--我就出生在北京，但是我可以讲一下我姥爷和爷爷到北京的故事。姥爷家世代生活在关外一座小城。姥爷年轻时留日，回国后因为长子的责任回小城当了一个中学校长，他还带领全校师生躲避过日本兵。解放后，为了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他离开家乡到了教育部就职。我爷爷则祖籍东北，直到日本三菱重工修建丰满水电站，征了爷爷家的地，给了他们十几块银元的搬迁费又把村里机灵的小伙子包括爷爷召集去建水电站。爷爷在那里学了先进的机械技术，解放后，因为政府要修铁路，他就一直修到了北京。总之，五十年代，他们都是作为小城和农村的优秀青年带着自身的价值和理想，进了大城市。 和今天一样，大部分离开故乡生活在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生活的青年人，不光是有着梦想，他们的自身价值也是经济更发达的大城市所需。只不过，新中国成立的那一代年轻人都是经过政府选拔，并为政府和国家工作。不像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没有根基成为“北漂”。不过今天的“北漂”中甚至有不少一些外国人的“北漂”，反正在纽约也是漂，在北京也是漂。 今天北京经历的物价高涨、交通堵塞、房价高涨之痛，也是世界上其它大城市之痛。最重要的是，像北京那些生活在贫富夹层中的年轻白领的生活状态和美国的一些年轻人也没有什么巨大区别。《穿Prada的女魔头》中的那位刚刚毕业的女助理，在进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位中，不但要加班加点的工作，还要和父母借钱付房租。在纽约，很多青年小白领不但工作压力大，每个月支付了房租、生活费和社交费用就所剩无几了。还有些年轻人因为担负不起在外面租房的费用，就挤在父母的地下室里，他们就是美国媒体一直谴责的“中青年”（adultescent）。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大城市的物价高，工作竞争激烈。在这些城市里，年轻人们学历越读越高，结婚越来越晚，生育率越来越低。 以纽约为例，曼哈顿、布鲁克林和皇后区都登上美国生活最昂贵地区排行榜。曼哈顿的生活指数为225.4，美国的平均水平仅为100。以专业工作的小白领的竞争压力也更大，《纽约时报》专栏作者Cathrine Rampell 提到纽约的平均通勤时间全国最长（35分钟，相对于全国的25分钟）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搬离了城区。从1980-2010年，大学毕业生的人口增加了73%，而非大学毕业的就业人口降低了15%。而且，穷人生活在纽约更为艰难，以他们消费能力和习惯，买食物和必需品，要支付比全国其他地方高出20%的价格。 无独有偶，《纽约时报》做过一个“你愿意生活在城市、市郊还是乡村”的问卷，很多答卷的年轻人表示自己就住在纽约，抱怨纽约的种种，却不得不承认还希望住在纽约。而另外一份针对纽约的问卷则表明：84%的人表示对纽约满意或非常满意。也就是说，像纽约这样充满大城市弊病的城市，人们却依旧欣然向往。要知道，在华尔街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