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软件业的思考.docVIP

关于中国软件业的思考(引)●中国目前从事软件与服务的企业超过一万家，是印度的五倍以上。但中国软件销售收入只占世界软件销售收入的1.2％，而印度已成为世界软件业第二，软件出口是中国的30倍。 ●企业聚在一起，应是市场驱动下形成的产业链；而不是政府先建一个园，让企业住进去。过分强调“政府行为”，就可能引发软件产业的依赖心理。估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的软件业能像中国一样得到如此多的优惠。 疯狂扩容的“软件园” 在全国各地，各类“软件园”共有多少？2001年信息产业部认定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有北京、上海、广州等11家；此前由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则有东大、齐鲁、西部等22家，两者相加，即有33家软件园。省市级、区县级、企业级的软件园数目少则数倍，多则十数倍于此。如南京的软件园已增至十多家，有江苏软件园、南京软件园、江宁区软件园、溧水中山软件园、珠江路软件产业基地，等等，且仍呈扩张之势。算下来全国软件园已有数百家之多。但多数软件园只是停留在“筑巢引凤”的层面，软件园不姓“软”，只提供房屋的“硬件”设施，充当“房东”角色。其经营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 现在，已建成的软件园正纷纷“扩容”，而没有涉及这一业务的企业，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软件园数量日益增多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对软件园生存状况“恶化”的担忧。但笔者在考察了西安、大连、上海、深圳、南京、苏州、北京等地的软件园后，发现软件园并无“生存”危机。如作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之一的上海浦东软件园，排队等候入园的企业不少。同为大型软件基地的西安软件园、江苏软件园、深圳软件园等，也都面临着凤多巢少的局面。目前在西安软件园注册的企业有五百多家，入驻的约三百家，不少注册企业因为“无房可租”而被挡在园外。 在几乎所有行业都被“过剩经济”困扰得愁眉不展时，软件园——尤其是那些进入国家火炬计划和被确定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几十家软件园，能有一大批客户排队等候，这实在让众多行业眼红。软件园的好日子，还表现在它的大手笔扩容上。几乎所有软件园负责人都表示，他们现有的规模只是“首期”，二期、三期开发的力度要大得多，两三年内准备扩容一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家软件园的“规划用地”竟达七平方公里。与老园扩容相伴的是新园迭出。深圳除了位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体园”外，南山、福田、宝安、龙岗等区也纷纷建起自己的软件园。政府之外，还有高校和企业办的软件园。一个地方多个软件园，一个软件园里又有多个“园中园”，这已是司空见惯。 虽然软件园一时的生存状态良好，但对软件园的作用，仍有人持怀疑态度。一些很发达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软件园，印度也只有班加罗尔，内涵与我国也有差别。 “三软”关系如何定 国内软件园目前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三软”，即如何定位软件企业、软件园、软件产业三者关系的问题。软件园的“是”与“非”，陷阱与魅力，皆因此而起。软件园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照搬。东软总裁刘积仁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软件园的历史要比软件产业的历史短得多，“东软1996年建的东软软件园，当时是国内第一个软件园。几年前我去过几个国内的软件园，当时的感觉是冷冷清清。软件园红火也就这几年的事。”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提供的数字表明，即使到了软件园大发展的2001年，在全国软件产业800多亿元的销售收入中，由软件园实现的销售收入是245亿元，只占30％。而作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在2002年3月才迎来中关村科技软件公司。联创、东大金智等好几家软件公司还提到软件园产值的“水分”问题：“我们只是在那里注册，以便享受政府优惠，并没有入驻，但产值也都算在了软件园里。”笔者从了解到的数字看，一些国家级软件园里“注册”的企业通常比“入驻”的企业多出两倍以上。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规模较大的软件企业选择在软件园注册而不入园的比例，要比小企业大得多。 所有这些是否都意味着，软件园并非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此，刘积仁的看法是，一些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有软件园的环境要比没有这样的环境活得容易一些。中小企业需要一个“孵化”和生长的环境。软件园低廉的租金和某些优惠政策，对它们还是有吸引力的。与依赖“孵化器”的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对软件园的态度则复杂得多，要求也高得多。江苏省最大的中外合资软件企业联创公司总裁孙力斌认为：软件园的建设，一是建立一个产业链模型；二是建设一个公用开发平台；三是要能够去争取市场。而能做到这些的软件园目前几乎没有。至于软件园的房租和其他软硬环境，大企业并不是特别看重，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建自己的“园子”。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晓的想法是，软件园可以成立一个销售平台，把西安的软件产品整合起来对外发布宣传。可国内软件园“经营的全是物业，没有其他实质性的东西”。 按照南京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