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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力与话语的几点思考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维振 一 从语言学的角度上看，语言与话语是有区别的。语言是一种由符号与规则组成的闭合系统，它没有指向外部的能力，而话语则是语言系统的实在化、具体化，是活生生的人的言说。拜肖认为：“话语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下，决定自己该说什么，怎样说的潜在的制约机制”，而福科也持类似的观点。福科的话语是从索特尔创立的“语言与言语”标准的二元系统中剥离出来的严肃的言语行为，其功用是作为知识载体和传统工具，以权威性的陈述迫使人们认可它有意义或是真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如潜在定规或程序般的束缚力，使人无法脱离话语去进行理性思维，因此这里的话语具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是活生生的言说，又可以是一种如语言那样的潜在机制。 二 任何言说性的东西都反映了人的存在活动，它实际上就是人的存在活动的本身，话语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在福科那里，文化换成了权力，只是权力不再像人们过去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纯粹“压制性”的。我们先不考虑文化是否就是权力关系这样的问题，我们能肯定的只是，话语确实承载着权力与权力关系。从福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权力指的是社会关系中的双方或各方互相制约的力量。它比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权力意义更为广泛。话语反映了言说者在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与其说你在说话，不如说话在说你”（福科）。 三 确实，权力并非纯粹“压制性”的。权力也会做好事。实际上，任何有效的社会行为，任何巨大的进步，都是权力组织和运作的结果，一种没有权力的社会，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权力经常以压制性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是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里，情况更是如此。由此我们有了“权力话语”，甚至以政府口号形式出现的“国家话语”的概念。当权力话语变成压制性话语时，必定出现大众争取话语权力的斗争。权力话语特别是国家话语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它可以推动国家的巨大进步，也可以把国家和大众拉进巨大的灾难的深渊（例子有：“农业学大寨”、“人多力量大”、“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等）。 四 经典的话语分析（主要指语言学家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交往的原则是“合作”。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在一般条件下，情况必须是如此，请看不久前发生在我个人身边的一次话语交往活动： 8月底我向电信局申请安装一部电话。次日，安装组的工人即来电联系，接电话的是我8岁的外甥女。她当然一无所知，扯了一阵后，则洗完头发的我的儿子去接电话： 对方说：“我×你妈的！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儿子说：“我×你妈的！我刚才洗头怎么接电话？” 对方说：“你浪费了我多少时间，你知道吗？” 儿子说：“谁叫你要赚钱？” 谈话冲突到此结束。接下来他们约定了装电话的时间，心平气和地结束了谈话。整个交往活动虽然以冲突开始，但是后却以“合作”的方式结束。但我们必须分析一下，合作原则在这里为什么会得以实施。 电信局仍然是垄断行业。安装工人以独此一家自居，使用了典型的权力话语，这在国家特别是垄断的国家服务部门是屡见不鲜的，只不过是他的第一句话就把权力话语推到了极端。迫使我年轻气盛的儿子把他的话语权力随心所推到了极端。他们之所以最终采取合作方式，其原因是，我们除了需要电话外，还存在着另外的其它话语权力；我们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电信局有关部门投拆，其结果很可能是工人因此受到批评或被扣发奖金等，这是由于目前企业内部普遍实行的小小的改革，正是这一改革使电信局领导有了对工人制约的权力。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话语交往活动，其合作原则的实施，完全是参与双方或各方备具权力的结果，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可能仅存在于社会地位平等的双方或各方话语群中。当某一方没有权力而另一方握有绝对权力时，话语合作原则的实施，极可能是一个假象，或者不如说，它极可能是压制与屈服的结果。 在一个独裁的体制中，权力的压制性特点尤为明显。它可以规定大众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而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体制中，话语的冲突却不是那么明显。有时候，大众话语的主要形式甚至是沉默。在某些社会，沉默可能在长时间内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性质。四人帮当道时，我们亲身经历过这种沉默。但是，权力压制的特点会使权力本身受到挫折，促使它走向反面，从而爆发大规模的话语冲突。天安门广场的“4·5”诗歌运动正是权力和权力话语走向极端的结果。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你要么沉默当顺民，要么爆发当暴民。我们有顺民、有暴民，可就是没有公民。 福科在他的访谈录里，描述了一种圆形监狱的结构。这种圆形监狱的各个牢房面朝监狱中心的监视塔，犯人的一举一动皆暴露于监视之下。福科称这样监视为“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