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的再评价.doc

关于《诗经》再评价的几个问题 诗经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近百年的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完成了《诗经》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型，从观念到方法，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诗经学前辈大师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革命性的贡献，使受益的我们，对《诗经》的认识脱离传统的桎梏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说达到他们时代的认识高度，还有待我们丰富和发展，其中某些观念和论断的偏颇，也有待我们来更新。 一、《诗经》是一部什么书？ 《诗经》是一部什么书？古人说它是“圣经”，早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那时的大师们称它是“民歌总集”，最有影响的当是胡适先生，他说：“《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1]。当时古史辨学派诸君或称“民歌总集”，意思是一样的。 从胡适到古史辨派，他们拨开笼罩在《诗经》上的两千年迷雾，扫荡封建性的说教，为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作出贡献。他们的“民歌总集”说，对中国现代诗经学，乃至欧美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学者研究《诗经》，大多研究《国风》中的“民歌”。如闻一多先生，他只研究《风》诗[2]。研究《雅》诗《颂》诗的学者极为少见，说《诗经》是“民歌总集”或“歌谣总集”，就把《雅》、《颂》视而不见地撇开了。 在法国，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P·Mercel Garnet）的《中国古代的节目与歌谣》是西方文化人类学《诗经》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把全部《诗经》作为古代的歌谣。这部书1919年出版法文版，1932年在英国美国同时出版英文版，1942年又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3]引起热烈的反响。 在俄国，从19世纪末的汉学家王西里院士（瓦西里耶夫B·Bacnjlbeb）到20世纪中期的汉学家费德林院士（H·T·ФеЛоренко），在他们的《诗经》论著中都称《诗经》是民间的乐歌，《国风》全部是歌谣，所以《诗经》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 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著《钟与鼓———口头词组《诗经》研究》[4]，运用西方研究欧洲上古中古民歌的套语理论（帕利—劳德理论）来研究《诗经》将它全部作为口头歌谣创作。 5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经》的“民歌”说更盛极一时。论者们首先确定《国风》是民歌，而《国风》160篇占全部《诗经》的多半，所以可以说《诗经》大部分是民歌，再根据“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保存其民主性精华”的指导方针，剔除贵族有《雅》《颂》之作，《诗经》自然就是“民歌总集”了。庸俗社会学家又进一步演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当时的劳动人民是奴隶，所以《诗经》是奴隶的反抗之歌等等，出笼了许多奇谈怪论。 《诗经》是“民歌总集”之说，在中外的影响都广泛而长久，但是历来都有人不相信，例如： 20年代的鲁迅，在大学讲中国文学史，他注重《诗经》的文本。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这部讲义中就不理会当时的“民歌总集”说，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5]这是从文本的实际出发；后来他计划撰写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在提纲中称《诗经》为“周诗”。 30年代朱东润曾向“民歌”说提出挑战。他的长论《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6]，比较详尽地考证《国风》绝大部分诗篇作者并非出自民间，当然，《诗经》也就不是“民歌总集”了。可是他的挑战并无人应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50年代末胡念贻发表论文《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7]，提出“把《国风》和《雅》的一部分笼统地说成民歌，不符合它们的实际内容”，他考察论证这些诗篇的作者属于社会各阶级，只有一小部分民歌，大部分是统治阶级人士的书写文学。在庸俗社会学盛行的当时，这个问题也不能展开讨论。 在《诗经》中寻找可以鼓吹阶级斗争的诗篇，即使穿凿附会，也太难了。在中学教科书里只能收进《伐檀》《硕鼠》两篇，大学中文系教科书也不过20篇，经过他们的“剔除”，《诗经》这部世界性的文学遗产，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既然没有庸俗社会学可以利用的，“文革”时期便发展到极端，干脆把《诗经》定性为“奴隶主贵族文学”，列入要破除的“四旧”之中，付诸于火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焚书坑儒”。所谓“民歌总集”说，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便是对自己的否定。 新时期以来的十余年，能够从实际出发，我们的认识逐渐明确了。 《国风》是15个国家和地区用地方乐调演唱的歌诗，它们的作者有大小贵族、下级士吏、自由民，却很少劳动者之作，它们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歌诗，反映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从而展现周代社会的风貌，具有更大的认识价值。因为用地方乐调演唱，所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