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的后价值批评.doc

农业合作化的后价值批评 农业合作化小说是体现各种价值的复杂而又庞大的体系，我们究竟要在其中去发现什么，关注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去发现和关注，涉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诸多关联。必须摒弃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思维方法，以立足现实的历史意识去把握其历史本质，才能揭示其文学想像、农民意识垂范与农村新人塑造，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 历史主义 农民意识 农村新人 乌托邦 乡土伦理 一、不合时宜的“红色经典”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舞台荧屏悄然兴起了一股红色经典改编或重播、重演的热潮。冷寂多时的李玉和、吴琼花、郭建光、杨子荣、江姐等英雄人物，重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就连当年影响不能与其比肩的《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小城春秋》等等，也拥有了新一代的读者和观众。相比之下，同样是革命历史题材（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是红色经典，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反映建国后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等，却再难起死回生。由于农业合作运动本身的失误，这些当年红极一时的小说，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压迫、反抗、救亡、战争，给后代留下的是无数足以言说的传奇和悬念；那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值得诉说的似乎只有李顺大们的辛酸，陈奂生、冯幺爸们的屈辱了。除了沉重的苦难、荒谬的道德、虚幻的爱情，合作化似乎再没给人们留下别的什么。如果借重现在的大众传播媒介来重新演绎梁生宝、刘雨生们的故事，简直不敢想像会是一种怎样的画面。可见大众传播时代的红色经典，其实也充满太多的玄机。农业合作化小说所宣喻的价值观就显然是窘迫和尴尬的，其中最核心、最敏感、最棘手的，是这类小说的真实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个问题就曾被提出来过。1不久，又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价值颠覆进行矫正。280年代末，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真实性再度被质疑，而且否定的声音更强大、更偏激、更具理论色彩。390年代后，这类小说才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史范畴被理性地描述和争议。比如，对合作化小说，现在有从“民间形态”的发现，有从“细节真实”角度的切入等等。4或者干脆撇开“写什么”、“怎么写”的对应关系，另辟蹊径地以“写得怎样”来谈文学价值的评价体系在重估这类小说时的运用。5但如此一来，又关涉了农业合作化小说的评价标准问题。而说到标准，有两种倾向特别引人注意。一是把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意义和价值限制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依照这样的方法，文学评价的标准似乎就是：作品只要在当时取得成功就可以了，只能以当时的成败来论英雄。还有一种倾向则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即认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评价作品不能离开这特定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这种倾向的危害更大，在它看来，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规范是无法打通的，这实际就取消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新中国短短几十年的文学历史将会变成各自独立的断篇残简，各种价值观将会被拉平或者取消。如此看来，农业合作化小说是体现各种价值的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体系，它似乎具有某种悲剧性的品格。不能仅仅以作者或同时代人的观点去评价，也不能以一种抽象的、绝对的标准去衡量。对这类文学经典的理解与阐释，既要回到历史，又离不开当前的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现实占有更大的权重。只有从现实出发，并最终回到现实，才能令人信服地对当年的历史文本做出评价。总之，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各种价值产生于不同时期批评的累积过程，并反过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这一过程。因此，研究这类作品，就必须指出它在自己那个时代和以后时代的价值。它的悲剧性，在于保有某种永久的品质而又不合时宜。它又是历史的，因为它经过了较长的有迹可寻的发展过程。与对这类小说的解构性批评一样，对它们的后价值批评，或者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还原论批评——即把合作化小说看作那个时代政治危机的道德等同物，其实都靠不住。既然它们是各种价值的完整体现，那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莫过于揭示其中各种价值之间的意义关联，只有这样，才可能解决我们究竟要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关注什么和发现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去关注和发现的问题，才能既回望历史，又回到现实本身。现在以至将来，当我们要寻找能够代表那个时代民族国家形象的文学时，恐怕非包括合作化小说在内的这些红色经典莫属。你可以否定它，忽略它，不欣赏它，甚至可以用鄙夷和厌恶的态度抨击它，但你无法忽视它、逾越它。只要迫近现实，追溯历史，你就必须与其思想和艺术对话。二、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象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合作化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小农经济的土壤，曾经孕育过丰富的乡村合作制度资源，劳动力的变工互助，性畜、工具或生产资料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