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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谈幸福 ——读《功利主义》有感 每当谈起“幸福”二字，总会想起曾经某一段时间电视记者经典的问题：“你幸福吗？” “幸福”一词很抽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列夫·托尔斯泰说：“有生活的时候就有幸福。”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幸福就是一种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而功利主义之所以称为“功利”，就是因为它以追求人的幸福为目标。“伟大的道德义务基于的是一种更深的基础，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从属或衍生教义的逻辑推理。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确切含义。功利原理之所以成为具有理性意义的原理，最根本的一点是承认一个人的幸福与其他人的幸福拥有完全平等的价值。边沁的至理名言‘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抵几个人’或许可以成为对功利原理这一理念的注解。”这是功利主义者的追求。 起初，读本书的一大动力是想知道“功利”与“势利”的区别。作者约翰·斯图亚特说，“势利”是只顾眼前利益，而“功利”是为了人的终极幸福。作者提出只要人的行为不会遭致规则的谴责，那么即使行为的动机不是为了促进社会普遍利益，也是正当的，例如有人勇救溺水之人，是为了之后的感谢费而不是见义勇为。戴维斯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举例说：“可以肯定的是，拯救一个溺水之人这一行为的是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的动机。试想一个暴君将一跳入海中以求逃脱其魔爪的对手救上来，纯粹是为了能够更加残忍地折磨他，这样的营救还能被明确地称为‘道德上正确的行为’吗？” 作者对于戴维斯的反驳，则是“他所说的暴君行为与出于义务或善心的行为相比，差别不仅表现在动机上，行为本身已不一样了！戴维斯混淆了‘动机’和‘意图’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行为道德完全取决于意图，即行为者决意要做什么，而动机，作为促使行为者决意这么做的一种情感，当它无法改变行为时，它在行为道德上就没有意义——尽管它在我们对行为者本身进行道德评价时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它暗示出某种善或恶的习性时更是如此。” 想起了课堂上讲的一个例子：假定有一个凶手向我打听他要追杀的人的下落，而我又是知道的，那么该说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康德，那么他会坚持诚实行为。但似乎这样的坚持太过僵硬了。若是功利主义者，应该就会考虑到幸福最大化吧。我想，功利主义应该会判断行为的动机和意图。即使行为动机不符合道德标准，但是只要行为不违反基本规则，那么行为就是认可的。虽然撒谎是不诚实的表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说出了被追杀人的下落，那么我也是杀死那个人的凶手之一了。这一行为不是更应该被划定为违反基本规则的吗？在生命与诚实面前，显然，生命更加重要。就连被称为“君子”的孔子，在异国被围困的时候，为了逃出去也撒了谎。有人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看来，生命就是幸福的基础，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作者还说“有些人外在的运命相对不如意，无法发现足够的乐趣来使他们的生活富有意义，但个中原因通常是他们只专注于自我而不在乎他人。”的确，生活中总会有这样一些人的存在，可以理解为他们是势利之人而非功利之人，因为他们往往对眼前的利益很在乎，行为受情境的影响较大。有时候看到小人得志，甚至都有想要仰天长啸“我不想做一个好人了，别人坏，我要比他们更坏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的冲动。正如热播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在皇宫中发生的变化那样。 《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比《甄嬛传》和《大长今》中的价值观取向。《甄嬛传》中宣扬的是“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大长今》的作品主题则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发现，当其他人都不遵守规则只有自己遵守规则时，自己总是吃亏。而那些做坏事的人则可能面对更低的风险，得到更多的好处。 然而，作者告诉了我为何要做一个好人——“那些将个人利益抛诸脑后甚至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即使到了临终前也仍然如年轻、健康、充满活力是那样对生活充满热情。”一句“对生活充满热情”把我说服了。是的，“一切自我的利益必将被死亡所终结。” 甄嬛最后虽然成功地战胜了众多妃嫔，做上了皇太后，但观其结果，初恋情人西去，贴身丫鬟也走了，自己杀死了皇帝，心如死灰，性情大变。她已然失去了刚进宫时对生活的热情、向往，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大长今则相反，没有答应皇后娘娘的盛情邀请，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救更多的人，电视剧以长今在离开朝廷的路上帮助一个难产妇女生下孩子的情节结束。像一阵温暖的春风拂过面庞，她还是那样朝气蓬勃，做自己想做的事，体现自己的价值。鲜明的对比，或许拨开了之前对如何追求幸福的迷雾吧！ 大长今实现了终极幸福，即功利主义所说的“功利”，而甄嬛表现的则是“势利”，是一个抱着“以恶制恶胜利者”奖牌哭泣的可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