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河西著姓经济论略.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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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河西著姓经济论略 刘红军 (河西学院历史系08(2)班 甘肃张掖 734000) 摘 要:十六国时期,正值中原王朝日事干戈,杀伐相继之际,而河西地区则具“独安”局面,在这一政治环境下,河西著姓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著姓与河西各政权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在农业、畜牧业、商业、手工业等领域均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关键字:著姓经济 豪强著姓 农业 畜牧业 商业 手工业 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羌、氐、吐谷浑等民族上层和汉族豪酋,先后在河西地区建立了前凉(公元314--376)、后凉(公元368--403)、南凉(公元397--414)、西凉(公元400--421)、北凉(公元397--439)等政权。此时,正值中原王朝日事干戈、杀伐相继、人民丧离、经济衰败之际,而河西地区则具“独安”局面。在这一政治环境下,河西诸政权与当地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河西著姓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在确保自己政权巩固的同时,也促进了河西著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河西著姓,是指在两汉以来河西经济区域内兴起和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名门望族,是河西世族地主的别称。而其经济实力的强大则是从曹魏时期开始的。彼时每个名宗大族动辄就是资财巨亿,土地跨州连郡,荫庇大量宗人、部曲和奴僮的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股强大的政治武装力量。史载:“太和中,(仓慈)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强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1](P512)这里所说的世族豪强霸占田地,武断乡曲,逆绝中西贸易的现象,正反映出河西著姓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 在河西地区实具代表性的著姓有:金城麹氏、游氏,凉州贾氏,敦煌宋氏、阴氏、索氏、张氏、汜氏、令狐氏、段氏等,他们都为擅一时郡地望,并拥有无数牛马和财宝的著姓大族。发展到十六国时期,河西著姓政治、经济势力达到了鼎盛局面。如金城麹氏,游氏占有大量的田庄、坞壁,其经济政治势力东达秦州,西到酒泉、西平(今青海西宁市),时有谚云:“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2](P2307)此外据《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茂传》记载:前凉张茂统治时期,“凉州大姓贾摹,势倾西土”,[3](P2232)大有取代张氏的野心和行动。据以上史料记载,足见当时河西著姓们的经济实力的雄厚程度和他们在河西经济社会中的地位。 正因为他们有如此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这就使得著姓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势力和财富,并积极参与地方政权和经济建设事务。这样一来,就更方便了河西著姓们将自己家族长期沉淀的政治影响转化为地方的控制能力,既能在混乱的缝隙中为代理自己的政权效力,又能在统一的政权解体后推举新的代理者上台,而他们自身的经济势力也会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增强。通过这种方式的长期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农业、畜牧业和丝路贸易为主,手工业为辅的合理化经济结构,多管齐下地组织开发,实现了各自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一、农业 民以食为天。谁都知道,农业经济尤其是粮食的供应对于一个政权存亡的决定性作用。曹操曾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术也”。[4](P3462)这一思想并没因曹魏政权的结束而消失,相反,十六国时期河西诸政权都无一例外地继承和发扬了它,并且大有创新。由于河西地区大量土地、人口都掌握在河西各豪族、大姓手中,这就使河西诸政权必须依靠豪族大姓来发展农业,因为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封建社会,人口直接表现为生产力,土地的开发程度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提供,完全系于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和民户数量。在此过程中,必然也会促进著姓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西凉的统治者李暠,就对豪门著姓推心置腹,推行典型的“著姓政治”,[5]而这种著姓政治或世族政治,在各政权中豪族势力必然会占绝对优势。史载:“李暠建立,以唐瑶为征东将军,索仙为左长吏,张邈为右长吏,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吏,令狐溢为右长吏等”,[6](P2259)这也是豪族势力在政权中的表现之一。而这些将军或长吏必然也会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财富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又会反过来推动其经济的发展。再者,李暠屯田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姿”,也就是靠敦煌大族和河西豪酋的典型表现。第三,李暠迁都酒泉后,将大批中原涌来的流民安顿下来,“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7](P2263)而此次安置下来的流民总数为两万三千多户,人口不下十万,而在这些流民中几乎一半是南方人,这又是南北劳动力在此大会师,生产技术和经验在此大融合,同时这些人口也增强了大姓们的势力,也为著姓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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