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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抑制生育很有必要 —— 国家对管理生育问题一直很有兴趣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生育二胎的政策有松动，身边颇有些朋友跃跃欲试。因为每一个多生了孩子的朋友都会被其他人艳羡。 看到《大家》专栏上也有多位作者在争论计划生育问题（参阅【大家·交锋】），再次说说我的观点吧。 【中国历来的生育观决定着持续的高生育率】 上世纪70年代初，在陕西省蒲城县孙镇公社孙镇大队第五生产队，有时，在晚饭之后，生产队长和村里德高望重的三两位老人，会陆陆续续走进名叫仓娃或者狗娃或者狼娃的某社员家中，与这家的成年人们坐在一起，一边神色凝重地抽着旱烟袋，一边慢条斯理地发表各自的意见。他们是在帮这家人主持分家事宜。 这里的基本习俗是一大家人共同生活，同吃一口锅里的饭。一对父母与几个娶了媳妇的儿子生活在一起，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往往要因为利益而产生的大小磨擦而分家。所以，一大家人因为矛盾而分为几个小家是伤感情而且很麻烦的事，所以必须要外人出面主持。 从住房到微薄的财产到自留地，分割完毕，一户或几户新的人家就开始起灶开锅…… 分户是人丁兴旺的推力和标志。同样是在孙镇这片土地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统治下，这种名为“分家”的分户行为，是国家明确以法令形式，规定必须实施的政策——秦孝公时采用商鞅之策：“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 人口增加的利和弊从来是相当的，关键是弊归何方，利在何处。 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往往期望人口的迅速增加。一个兴盛的王朝在统治之初，无不实行鼓励增加人口的政策。其根源当然在于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体，劳动力是最根本的生产力构成因素、最根本的生产关系体现者。 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重要不言而喻，所以对人口增值的期望是强烈和一致的。中国基本传统文化是强烈主张人口增殖的。《诗经》、《易经》等最早的文化经典中，都以人口增加为欢庆之事。《易》的卦辞中，添丁进口便为上卦，反之则为下卦。 孟子主张“广土众民”，墨子主张“富国、众民”，提出“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为最佳人地比例，荀子主张量地立国，计利富民，收支相抵。 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中，有大量故事是关于生儿子的。总之，凡无儿子的，不仅被亲戚邻居欺负，而且老来孤苦，苦不堪言。只有行善积德，才会有生子之报。 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中国人基本的生育观。 战乱不息的历史，使得任何君王主政时，无不希望人多户繁，兵多将广，财源丰盈。中国1949年以前的历史上有过很多鼓励生育的政策，却从未有过正式的限制人口生育政策。中国文化中有浩如烟海的篇章及代代相传的民众文化激励生育，而陈述过度生育之危害的学说从未成过气候。 在中国广大的乡村，佛教等宗教文化和儒家学说，几千年里维系了基本的民众道德水准。在此之外，宗族势力决定着人们的许多生存权力。而宗族势力的强弱，几乎完全以男丁的数量而定。 无人养老送终的恐惧，民少国弱的恐惧，亡国灭种的恐惧……从国家到个人，人们看到的都是人丁兴旺的好处，感受到的都是人丁不旺的苦楚。中国持续维持高生育率就是必然的事。 【中国人口数量保持一路高歌】 先秦时，中国人口数量比较小，总的形式是“地过人”。统治者采取的基本政策都是鼓励人口增长，鼓励垦殖土地。夏商周三朝，各种史料记载下来的人口数量大致在1100万到1400万。 战国时期，各国竞相变法，强力鼓励人口增长，鼓励垦殖土地。人口有所增加。大致在2000万人左右。秦一统六国的战争导致死伤不断，与正常的人口增殖相抵，到汉初应仍为2000万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 汉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使老百姓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休养生息的王朝，至西汉末年，人口数量达到大致6000万人。 盛唐时期，人口问题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中国人口数量首次突破6000万这个关口，直向一亿冲去；二是长江以南的南方人口超过了北方。也有说法认为第一次过亿是在北宋。 明朝万历年间，中国人口达到一个峰值。有说过两亿。数字是不是准确，难以确定。但清朝中叶开始突飞猛进，是确凿无疑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宣传口号是：“4万万5千万人民绝不当亡国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讲到中国人口总量已经达到4.75亿。 1953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次人口普查公报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口总数是6人。3年的时间无论如何出生不了1人。说明1949年的官方数字是错误的。比实际数字相差一亿多。也说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残酷的战乱里，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仍然很高。 此后中国人口数量一路高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刷新着历史纪录。年出生率几乎达到3000万人，增值率超过25%。即使在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也保持着15%左右的高增殖率。 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