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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 高翔??2012年04月05日《光明日报》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极其深厚的政治传统。这些传统，无论是其精华，还是其糟粕，都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充分重视、认真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近代政治，历时甚短，新传统尚未定型。而古代政治传统，则相对凝重，影响深远，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主要有三。　　一是“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观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明清两朝，它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统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式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国家号令统一于中央，重要事务决定于中央。秦汉以降，尽管知识界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讨论时有发生，但并未产生重要的实际政治影响，“不过迂儒之常谈”。“封建”不可行，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重要共识，清朝乾隆皇帝更明确表示：封建、井田“必不可行”（《清高宗实录》卷1220）。　　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皇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明代，“国家罢除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事权归于朝廷”，皇帝实现了对国家重要政治权力的垄断（傅恒等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0）。到清代，皇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帝语，《清圣祖实录》卷144）。乾隆皇帝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王先谦：《乾隆朝东华录》卷28）秦汉至明清的中国政体，实质上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大一统”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这个时期，实现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成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顿一统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在历史上，它往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攻掠骚扰，给中原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威胁。甚至汉朝文景之世，中原统治者也不得不致书匈奴单于，承认“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书·匈奴传》）。武帝时虽北击匈奴，然数十年后，又不时为患。降及魏晋南北朝，北方更陷于分裂混战状态。唐宋时期，中原和边疆民族的统一问题仍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元朝有过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明朝，又不得不修长城以御蒙古。只是到了清朝，统治者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方将历代未能很好解决的蒙古、新疆、西藏等问题，均予以比较圆满的解决。是时，中央设有专门机构管理民族事务，边疆驻军设防，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时人论及国家统一之历史时指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清世宗实录》卷83）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体，是国家统一最重要的推动者、组织者，而国家统一的完成，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权威。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殖民势力汹涌东来的国际环境下，完成国家统一，奠定近代中国疆域版图，对维护中国的独立与主权至关重要，这是清朝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同时，也将“大一统”政治传统推向极致，并使其具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　　二是官僚政治的传统。官僚政治讲的是职务分等、权力分层，主张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实现政治统治，并利用行政监督，保障政府各部门的有序运行。官僚政治是古代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一方面服务于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体，另一方面，又对皇权发挥着某种制约、监督和补充作用。像明朝中后期，皇帝往往不理朝政，世宗、神宗、熹宗均高拱深居，将朝政大事委诸臣下，而成熟的官僚体制则使明朝统治在相当时期得以维持。至于清代，官僚制度更空前严密，服务于政权建设的著作大量出现。特别是清廷通过对《大清会典》的多次修撰，对政权的机构、职掌、建置、制度等主要方面，根据形势需要作了完备而且系统的规定。成书于乾隆后期的《历代职官表》，是清廷关于国家机关建设的重要文献，“将本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