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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仁爱与墨子兼爱之异同分析 子和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显学家,孔子提倡仁爱,墨子提倡兼爱,两种爱人的思想既具有相别的地方,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两者产生的阶级基础不同,具体内容不同,实施要求不同,但是两者都主张仁,都提倡公利,反对私利,都注重践行.对孔墨的仁爱和兼爱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对于如何做到真正爱人,如何修身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甚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简述儒家与墨家的主要差异。 孔子思想是某些氏族贵族社会性格的表现，孔子对“周礼”的态度，反映了对早期奴隶制的氏族统治体系和这种体系所保留的原始礼仪的维护。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仁”而非“礼”。“仁”的这一要素，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它把人（其当时的具体内容是氏族贵族）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性的本质和“仁” 的重要标准。“仁学思想”在外在方面突出了原始氏族体制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人道主义。孔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既竭力维护氏族统治体系的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又强调这个体制所仍然留存的原始民主和原始人道主义，坚决反对过分的、残暴的赤裸裸的压迫与剥削。 墨子具有小生产劳动者思想代表的特征，墨子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概括起来，似乎可说是强调劳动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亦即对所谓“力”“强”的强调。墨子并不反对“劳心”与“劳力”、统治与被统治的“分工”，而且还特别强调要“尚贤使能”来治理天下，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这里与孔孟的区别是；第一，孔孟虽讲举贤，但基本是限制在和服从于尊尊亲亲的氏族血缘传统范围内，反映着上层贵族们的利益；墨子的“尚贤”则是要打破这种传统，认为应该不管出身贵贱、血缘远近,唯贤是“尚”第二，孔孟举贤是为了修礼乐行仁义，然后才天下太平，百姓富庶；墨子则首先和直接强调百姓的食饱衣暖，作为“为政之本”的“尚贤”。是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以满足人民生存需要这个总目标的。至于其它的一切如礼乐等等，都是次要的何应直接从属于这个根本目标而不应违反它的。墨子最著名的兼爱说便是现实功利为根基的，即所谓“兼相爱，交相利”，这正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交换关系观念的扩大化。同样讲爱，它与儒家把“爱”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的心理基础又根本不同。第一，儒家的“爱”是无条件的、超功利的；墨家的“爱”是由条件而以现实的物质功利为根基的。它不是出自内在心理的“仁”，而是来于外在互利的“义”。第二、由于儒家从亲子血缘和心理原则出发，于是强调“爱又差等”，由近及远；墨子的“兼爱”是以“交相利”出发，所以不主张甚至反对爱有差等。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竟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复然(燃)其灺。灺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新论·祛蔽》） “ 灺”是烛火燃烧后剩下的灯烬。桓谭说，“精神居形体”，这是沿用了由先秦至汉代的精神与形体有不同来源的思想；但他用“烛”比喻人之形体，用“火”比喻人之精神，这里已有后来范缜所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灭论》）的因素。他说，“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这与其后王充否认世间有“无体独知之精”（《论衡·论死》）的思想相符。桓谭明确指出，人衰老至死，“如火烛之俱尽”，也就是人死后精神与形体俱灭。 在《庄子·养生主》的最后，也有一段“烛火之喻”，庄子说：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细读庄子之书，他实难当此任；在形神关系的问题上，庄子绝非慧远的同调，相反，他倒可以说是开了桓谭思想的先河。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 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 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王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