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折返点”上(中国像一辆自行车只能向前不能停).docVIP

中国正处在“折返点”上（中国像一辆自行车只能向前不能停“折返点”是白岩松的一大创造性“概念”：折腾、反复、试错、前进三步后退两步，最终的指向则是全民从“富”到“福”。他提倡“有分寸的推动力”。《新周刊》第336期 白岩松是中国电视界的一张“中国脸”。这张脸过于严肃，以致于爱憎分明、毁誉各半。 在现实当中，42岁的白岩松“愤外随和”，待人接物，宽厚细致。旁人评说，有了“大师样”。他说度过“中年危机”后的自己：“作为生命个体，我平静了一点；作为新闻人，我困惑增多，因为不仅要想到自己。” 他自称是个“谨慎的乐观者”，但也许更是个“理性主义者”。他说：“我也是在不妥协中过来的。可回头，很多很多的事在告诉我：我还是要20多岁时想要的，但是采用的方法不一样。” 20多岁时，他也跟领导拍桌子。后来新闻界前辈艾丰跟他说过一句话——“小白，好的群众是能够改变领导的群众。”这句话话多或少改变了他。 1994年，他随团报道龙永图在日内瓦进行恢复关贸总协定谈判。一天早晨，龙永图散步时问他：“小白，你知道什么是谈判吗？”龙永图接着说：“小白，谈判是双方妥协的意识。如果谈判不是最后双方妥协却是一门艺术，就不要谈了。任何单方面胜利叫征服。我们接受谈判，慢慢要用谈的方式去解决。” 16年前这句话在白岩松脑海里重新发酵。“难道我们不是在跟生命谈判吗？难道不是在跟时代谈判吗？难道不是在跟理想谈判吗？那好了，就要接受双方妥协的艺术。”尤其在中国，所有要实现的东西，在进程中追求最后期待的结果，恐怕都要接受双方妥协的艺术。白岩松说：“我认为这是告别革命之后解决社会进步较有效的进程和方法论。” 他父亲是纯蒙族，母亲是纯汉族，出生在北方。AB型血，狮子座。“我知道自己会比较分裂。AB型血是一个天然的旁观血型。”11月10日，他接受《新周刊》独家专访，和盘托出在电视上“未说出的话”和“旁白”。 我是个谨慎的乐观者 悲观者认为改革失去方向，我作为“谨慎的乐观者”认为正处于折返点，正转向下一个方向。中国问题表象是贫富差距，实际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比如富士康实质上是追求效率极大化模式，现在转向追求公平。考虑尊严、幸福和自由等等隐藏公平背后的因素。 《新周刊》：你上一次在“中国电视榜”领奖说过一句话——“中国电视行业现在问题不仅是既得利益者太多，而且既得利益者当官的当官、赚钱的赚钱，也不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白岩松：我说的是期待，不是一个全部的判断，否则没意义了。其实是对自己和周围的一种提醒。不仅是电视行业，很多行当都一样。首先我说电视行业既得利益者首先是提醒，其次是非对立面。如果既得利益者和刚起步的人是对立面，结果一定是革命。 《新周刊》：主持时政类节目有困扰吗？最大困扰在哪里？ 白岩松：困扰多了。《新闻1+1》是大陆电视行业第一个时政类节目。我一直在考虑“有分寸的推动力”。若只考虑分寸不考虑推动，叫生存，价值也不大。若仅仅考虑推动不考虑分寸，可以推几回呢？既然做就得按现存逻辑做，这也是一种困扰。比如要改变过去要么对要么错的判断，或者好或者坏。我恰恰认为中国的事情纯粹对的小比例，纯粹错的可能也不是大比例，几乎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这也是一种困扰，那么去表达呢？比如广州免费公交，我是电视里最早作出反对的，第二天《广州日报》刊登了。我首先认为免费公交是善意举措，其次在节目中我说这是带着歉意的补偿，同时指出好政策没有好细节、没有想得更周全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这件事能用对或者错、好或者坏简单判断吗？ 《新周刊》：你主持节目时代表哪个利益群体？ 白岩松：还真不想天天面对着观众。有很多人跟我说“你会不会想象每天有这么多人看电视？你说什么观众在听什么？”如果这样我估计不会说话了。我每天只关注想要说什么，该说什么。你说代表哪个利益集团？不是很清楚。我代表很多利益群体，分布在不同的节目里。重要的是代表一种方向。我在《幸福了吗？》一书序言中说过“方向比速度重要”。 《新周刊》：我和很多专家聊，都谈到改革不是失去动力而是失去了方向。 白岩松：现在处于方向确立过程中，更处于困惑、迷惘折返点中。 《新周刊》：你用的“折返点”这个词很好。 白岩松：正好，你说的我也在想。中国很少有关注“十二五规划”、关注“五年规划”。前几个五年规划方向清晰，是追求一切能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比如说GDP，甚至单位能耗等等。为什么对中国改革前20年清晰呢？个体和国家目标一致，是尽早地富裕起来。“富”可以用数字说明，个人可以从“万元户”说，国家可以从“翻两番”说。现在处于不能用数字衡量目标时期，比如“尊严”怎么衡量？是用8%或12%？每年“尊严”增长指数12%？自由、民主、幸福等等哪个可以用数字衡量？悲观者认为改革失去方向，我作为“谨慎的乐观者”认为正处于折返点，正转向下一个方向。比如温家宝多次谈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大篇幅谈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