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docVIP

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 ～ 以北大、南开、北洋三校为代表(1895-1928) 吴展良 前言 中国新式的高等教育可以溯源至甲午战后朝廷主办的京师大学堂，各地督抚所办的一些新式大学堂，以及更早期的一些教会大学。清季与民初的「教会大学」规模多微小，难当大学之名；他们既主要为传教的目的而设立，又非国人自办，影响及重要性均有限。相较之下，清末国人自办的大学堂规模虽未备，主其事者亦普遍对现代大学缺乏了解，然而在此草创期却已展现出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部份「原型」（archetype, prototype)。民国成立之后，各方面的变化风起云涌，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实际均有长足的发展，从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是为我国现代大学的奠基时期。国民政府完成北伐之后，高等教育一方面进入成熟与扩张期，另一方面则受党化教育的影响渐深，其理想性与开创性不仅不如前一时期，对原有之大学理念反而产生不少干扰。因此，要探讨「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我们应着重于清末的草创期，与民国十七年以前的奠基期。当前台湾的大学之主要型态，一方面继承了这些原型而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也大量丧失或混淆了原有理念之内涵。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对台湾的大学之建设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系受深重的国难与国耻的刺激而兴起，其所具有的第一个中心理念便是「培养救国的高级实用人才」。这使得现代中国的大学从清末开始便具有强烈的爱国救国意识、实用乃至功利主义的心态、实事求是排斥虚文的精神、领袖意识、以及积极参与政治及社会运动的热情。这些特色主宰了民国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爱国救国常为现代中国有志青年追求学问的根本原因，却也常为政府打压学术，学生与学者抛弃学问的理由或借口。实用与功利主义使得工程、医科、农科、法政、商科、教育等应用学门，在绝大多数时间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主流。 实事求是排斥虚文虽有其正面的意义，却也使得读书人的人文水平日渐低落。至于领袖意识与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热情，只要在不受政治全面打压的情形之下，便一再澎湃汹涌。近二十年来，海峡两岸的情势都有重大的变化，然而上述因素对大学教育的影响，仍然班班可考。而其中尤其是实用与功利主义的心态，在救国与爱国的热情已式微，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行的今日台湾乃至大陆，显然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化的高峰，而主宰了两岸目前的大学教育。 「救国实用」的理念影响虽然深刻，流弊却也无穷。若非蔡元培先生于民国六年入主北大，郑重提出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第二个原型─以「研究高深的学问、纯粹的学理」为大学唯一的目标，则中国现代大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恐怕都将变成极为现实而低俗。民国革命新成，袁世凯与军阀专权，北京大学（唯一的国立大学，全国学校的领袖）的学生在沈闷无出路的政局下，但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社会上传统文化的根底虽在，然而全国的学术、文化、思想不仅是无出路，而且非常贫乏，完全不足以因应新的世局。蔡先生初至北大，深刻地感受到前期的实用功利主义与学术政治化的危害，乃极力指出「研究高深的学问」为大学唯一的宗旨，离此宗旨，则大学不成为大学。蔡先生彻底地本于这种理念办学，北大的校风亦为之彻底改变，迅速地聚集了全国学术文化界的菁英，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的领导中心，并随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蔡先生所提出的新的大学的理念，就必然没有重生的北京大学，也不会有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其后的五四运动、国共两党、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发展亦必然大为改观。一种研究高深学问与纯粹学理的主张，竟然改变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走向，这大概是一般的实用主义者所难以想象的。 早在甲午战后，便有一些最优秀的教育思想家如蔡元培、张伯苓等相信必须从根改变传统文化才能救中国，而改变文化的首要途径便是学术与教育。清末之时，「教育救国」的呼声已响彻全国。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与学术事业，更几乎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因此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常以绝大的热情投入教育及学术文化事业，造就了一批批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而为日后所不及。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各类文化理想高涨。武人专政之下，文人的言论反而相对自由，国共的政治斗争亦尚未激化，学者们以全副的热情投入文化理念的追求，而造成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个文化上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中所塑造的种种理念，对中国现代史之发展，尤其是文化、学术与教育等方面，尤其有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虽然混乱，然而它一方面继承了旧社会深厚的人文传统及尊重知识与教育的态度，一方面受到了时代动乱及西方文明入侵的重大刺激，因而产生了中国近代最优秀也最具影响力的一批教育家、学术文化工作者、政治家、及其它个方面的人才。本文针对于该时期「大学的理念之原型」作分析，除了因为当时的思想与制度对中国现代国学制有着最根本性的影响之外，亦因吾人今日正处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