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的“标出性”与其文化取向.docVIP

教材的“标出性”与其文化取向 “标出”这一概念，最早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俄国学者特鲁别茨柯伊提出来，一度流行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它的含义是：“当对立的两项不对称，出现次数较少的那一项，就是‘标出项’（the marked），而对立使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the unmarked）。因此，非标出项就是正常项。”[1]后被移用于符号学视野下的文化研究，其含义是：“文化项的二元对立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用文化的标出性进行描述，对立项中被接受和承认的一方为‘非标出项’，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和风格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其反方则为‘标出项’，其风格和意义往往处于对正项的背离。”[2]比如，在春种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穿长衣宽袖服装是“非标出项”，而穿“短衣窄袖”的胡服则是“标出项”；在唐代，会吟诗的读书人是“非标出项”，不会吟诗的读书人是“标出项”；在当今，年轻人中会唱流行歌曲的是“非标出项”，不会唱流行歌曲的是“标出项”，等等。但是，“非标出项”与“标出项”并非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历史翻转。 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化上都有“标出项”与“非标出项”之争，“非标出项”要顽固地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央，而“标出项”则不甘心寂寞、沉沦、消亡，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与“非标出项”争夺历史舞台，这就是所谓的“标出性”。没有这种“标出性”文化就会僵化，就会停滞不前。这种文化之争，不仅反映在哲学、历史、伦理、文学、艺术等领域，而且反映在教育领域，反映在教材的编写和选定上。教材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的重要符号，我们不妨回溯历史，着眼当代，从“标出性”的角度，一探教材编写的文化取向。 一、 “标出性”的沿革 如果简要回顾一下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就会发现，“标出性”在教材的编写、选定上往往呈现出起伏变化的特征。据考证，“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从虞舜时就开始了。虞舜时代有上庠（大学）下庠（小学），夏代有东序（大学）西序（小学），商代有右学（大学）和左学（小学）”[3]。但是，当时由于文字尚处于初创及逐渐形成阶段，也由于书写工具的限制，国家不可能为学校编写、选定统一的教材。自春秋战国到隋唐之前，除了战乱，统一时期的历代统治者，都没有要求选定更不用说编写教材，甚至对教育的内容也没有统一的规定。但是，始于隋成于唐的科举考试制度的诞生，使官方根据考试的内容对教材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可以说是选定教材的开端。在唐代，明经科规定要考《孝经》和《论语》，进士科规定要考《周易》、《尚书》、《公羊》、《谷梁》和《老子》，在这些书目中，《孝经》、《论语》、《周易》、《尚书》、《公羊》、《谷梁》皆属于儒家经典，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可以说儒家经典在唐之前的主流文化中是“非标出项”，而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则是“标出项”。但是由于唐代是一个在政治上比较开明的社会，而且由于唐代统治者信奉道教，所以《老子》这一原本被正统读书人冷落的“标出项”，才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但是正是由于它具有“标出项”的历史负荷，因而它要真正成为科举考试的“非标出项”是不容易的。到了明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明朝的科举考试不仅在行文的方式上要求为“八股”，而且对考试的内容作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明初的科举考试要求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范本，答题必须以朱熹对“四书”的解释为标准，这就是所谓“代圣人立言”；而到了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则敕命翰林学士胡广等人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以供读书人学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由皇帝下令编写、选定的语文教材，在这套教材中，根本没有《老子》的地位，《老子》便由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非标出项”，再次退居为“标出项”。总之，在明清两代，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经过统治者的筛选、剔除，除了剩下极少量的儒家经典以及对这些经典的阐释之外，其余都被排斥在教材之外，这就为民族和国家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因为，从某种意义说，一个国家的教材如果“非标出项”的范围越来越窄，而“标出项”的范围越来越宽，且统治者顽固地坚持、维护“非标出项”，严厉地排挤和打击“标出项”，则这个国家的文化就由僵化而衰退，这个国家的命运也就不会长久了。虽然我们不能说明清两代，在文学、艺术、科技方面没有可观的成就，但是在哲学、历史学、伦理学上除了阐述前人的思想，鲜有突破，尤其是在思想的解放、观念的革新上，则远远不如汉唐，这不能不说与教育的保守、狭隘、苛刻有关，而这种保守、狭隘、苛刻正表现在教材的反“标出性”上。 现代中国命运的转变是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改革教育，改革教育的突破口就是重新编写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在几千年的中国教育中，一直以文言文为正宗，白话文不登大雅之堂，也是为绝大多数读书所不屑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