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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女党员恨未战死沙场 　　1921年的秋天，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迎来了一对新人。这是北京一年之中最平凡的季节，像邻居们迎来的这对普通夫妇一样的平凡。 　　然而，不时来访的陌生面孔则表明，这个家庭不一般。这里的男女主人是被誉为“英雄夫妇”的缪伯英和何孟雄。而缪伯英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走出的缪伯英从“教育救国”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30年的人生岁月一直在追求“光明的路”，更为革命牺牲了家庭――丈夫牺牲、两个孩子在战乱中失散。 　　 　　本欲“教育救国” 　　 　　1919年的秋天，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但这优秀的成绩并没有给她带来众人对她理想的支持。庆幸的是，其父缪芸可是前清秀才，他热衷兴办学校，先后与别人创办过三所女子职业学校。曾写下“孤怀未展行吾素，一字无传即是贫”诗句的缪芸可，常对女儿讲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希望她读师范，实现她“教育救国”的抱负。于是，他力排众议，凑足了路费供她求学。担任湖南省立女子师范校长的姜国仁，与缪伯英同窗三载。他曾这样回忆，那时候的缪伯英沉静、少言，却有着很新的思想，喜欢新鲜的东西。她从来不爱着咽弄粉，一身男儿气概，连漂亮的文笔中也带有男人风骨。稳重平和的缪伯英，与性烈似火、富正义感的同学向警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学校有同学戏称两人是“志同道合、刚柔相济”的新女性。 　　 　　停学参加“工读互助” 　　 　　缪伯英进京后把自身的闯劲发挥到了极致。 　　她支持摒弃女子留长发的封建意识，于是与同道姐妹一起剪掉了一头秀发，留起齐耳短发。此后，校方下令短发女生立即把头发养长，缪伯英则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思想、信念，拒绝留长发，结果此事也只好不了之。同年，缪伯英还中断学业，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这一举动更是出人意料。 　　“工读互助”是一个自愿结合，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它有四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出于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追求，缪伯英与十几名女生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了一间房子，　开起洗衣店来。 　　尽管她们不怕吃苦，但她们不可能置身于“世外桃源”。1920年9月，女子工读互助团难以为继，解散了。虽然这让缪伯英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但她并不后悔，“这是走向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彼时的媒体报道里，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有学者将其解读为“经济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苏醒”。 　　 　　“拜师”李大钊 　　 　　从1919年到1922年，缪伯英的社会圈子扩大了。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的湖南同乡会是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的聚集地。缪伯英因与杨开慧是朋友，逐渐进入这个探讨如何改造社会的“小圈子”。她开始阅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书籍，去旁听李大钊的课，并萌生了“拜师”的想法。 　　1920年，缪伯英在北大课堂上聆听了李大钊的讲演，李大钊那句“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感染了所有的人。课后，缪伯英请求做李大钊的学生。 　　缪伯英的侄子缪纯组认为，姑母的这段经历得益于同乡杨开慧。杨开慧的故居距缪家仅3公里左右，二人所在的“清泰乡”后更名为“开慧乡”。 　　1920年11月，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同月，诞生一个多月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退出。为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五人入党。 　　至此，时年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向光明的路上走” 　　 　　此后，缪伯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她在《家庭与女子》一文中阐述家庭的演变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号召中国广大妇女“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1921年秋天，何孟雄和缪伯英结婚。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成为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此地。缪伯英、何孟雄也被同志们称为“英雄夫妇”。 　　1925年，由于党员的身份暴露，缪伯英回到长沙。 　　缪伯英到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实际的身份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五卅惨案”后，她组织成立“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女孩子们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昂首阔步，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振臂高呼口号，轰动长沙。 　　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