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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辆苏醒的红色救护车 　　 　　7月28日凌晨4点10分左右，地震发生后不到30分钟，一辆红色救护车吼叫着从开滦唐山矿开出。它碾过瓦片砖块，驶入起伏不平的新华路，在茫茫灰雾中颠簸、摇摆，拼尽全力奔驰向西。这是自地震之后，唐山市第一辆苏醒的车。车上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仅仅3个多小时之后，红色救护车会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门前。他们中的三个，跨进了国务院副总理们的会议室。历史应当记下车上那四个人的姓名：唐山矿前工会副主席李玉林；唐山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唐山矿矿山救护队司机崔志亮；唐山矿机电科绞车司机袁庆武。 　　 　　李玉林：必须要把唐山的灾情尽快报告给党中央 　　 　　我领着刚刚被救出的孩子们往外走，看着一个防空洞的顶上还算开阔，就把几个孩子举了上去，刚上去防空洞一下子就塌了，我赶紧跳上去把孩子又扒出来。最后走到一个地方，是间厕所，我说你们就在这儿呆着，我去矿上看看。 　　刚走没两步，我们邻居，一采区老工人李生义（音）家的闺女跑过来，说李叔你快救救我爸爸妈妈，他们被砸里儿了。我心里着急矿上，井下还有上千的工人呢！可眼下也不能见死不救，我赶紧过去，一看人没事儿，就是出不来，在井下也有点儿经验，两三下把门踹开，人都出来了。 　　这时候旁边干部楼的一个人又跑过来，说救救我女儿吧，我和老李又跑到他家，娘儿俩被压在一块预制板下边，那块板看样儿得有1吨重，三个人赶快去抬。那个干部一边儿抬一边儿打哆嗦，劲儿根本使不到一块儿。我说你们起来，一卯劲就给立起来推过去了，人那时候知不道劲儿有多大。 　　掀开一看，母亲用身体护着孩子，脑袋已经给砸酥了，我趴在废墟上，手使劲儿往下探，把头发和脑袋扒拉开，是个七八岁的女孩子，我说你没事儿吧，她说叔叔我没事儿，就是腿卡着呢，我说这房子随时可能再塌，你忍着点，说着一把把她拽了出来，一条腿上全是血。 　　我转身往矿上跑。这时候已经没有路了，除了几棵树和几根电线杆子，眼前也没有遮着视线的东西，周围32栋楼，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点儿声音，那静得真叫一个可怕！一边走，一边儿听到自己的心在“咚咚”地跳。有一会儿，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剩下了我一个人。 　　据李玉林描述，当时的他是这个样子的：身上只穿着一条小裤衩，满身的灰土，头上都是血，肚子上擦下去一大块皮，左手小指断了，肿得很粗，两手沾满了血和脑浆，光着脚，每走一步，就在瓦砾上留下一个带血的脚印。 　　越往前走心里就越没底，到处是一片废墟。南边往风井去有一条铁路，都弯了，有一段儿铁轨崩开，往上支出去两米多高; 走到矿务局医院，看见一个人被什么东西压着一条腿，就那么吊在半空中，一声一声地惨叫。 　　 　　跑到坑木厂的时候，前边出现了一条岔路，往右边三四百米是去矿里儿，左边再有200米就是我父母家。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想回家看看父母怎么样了，可一想井下上千的工人，职工宿舍里好几千，哪个轻、哪个重，这心里也琢磨着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当年是宣过誓的，只要活着的话就得想到别人，想到大多数，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右边的路，去矿上。自己身上有责任。 　　直到震后第4天，李玉林才回到家里，他们这个大家庭，包括他的父母和他的大儿子，以及他的弟弟妹妹和他们的孩子，有14口人在地震中遇难。李玉林告诉我们，震后许多年，他的兄弟姐妹都没再和他来往，他也坚持不作解释，他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有我的原则，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在路上我就想，这个灾，太大了！只有靠军队，才能把唐山人民从废墟中拯救出来。我当过7年兵，知道要调动军队，没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一个兵都动不了，所以必须要把唐山的灾情尽快报告给党中央。 　　跑到矿里的时候大约是4点左右，迎面正碰上救护队队长张玉林，我问咋样啊，平时特别熟的人这时候不认识我了，一个劲儿瞅我。我说瞅啥呀我是李玉林，他说哎李师傅啊，我们都脱险了。 　　我问他井下风能不能及时送上，他说能，我这才放一点儿心，说你们守住喽，我到上边看看。 　　我去看了看矿务局的大楼，当时唐山市委就在开滦矿务局对面儿，全平了。我又跑到井口，大罐的罐绳都拧了麻花了。我又往西门跑，刚到西门口，迎面正碰上小崔开着一辆矿山救护车进来，我说你干什么呢？快掉头，这车跟我走，上北京！ 　　后来总结，我能够前往北京，把唐山地震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党中央，是具备了四个条件。 　　一是我在部队当过兵，知道部队调动的真谛;二是我是最早到达矿里的领导，我有权指挥那辆车;三是我年轻时开货车出身，唐山几个区县我是活地图;四是人头熟。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从唐山到北京，往南走是从芦台经天津到北京，往北一是走丰润玉田、一是走韩城到玉田再到北京。走南线要过冀运河，北线要过惠通河，路上都是水泥桥和铁桥，我考虑这样的桥地震塌得可能性大，唯独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