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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抗战时期陕西金融近代化的发展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西北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陕西金融近代化的进程逐渐加快并获得长足发展。陕西金融近代化的发展,有其特殊原因,又呈现出内陆省份金融近代化的独有特点。 　　关键词:金融;金融业;金融近代化 　　 　　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西北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陕西金融近代化的进程逐渐加快并获得长足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更加重视西北地区的经济金融建设。国家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纷纷进入陕西,金融业得到迅速发展。陕西省银行也以此为契机,采取多种形式拓展业务。1940年1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县银行法》,规定县银行职能为投资地方经济,“以农为主,工商次之”。[1] 1940年12月,陕西省第一家县银行――长安银行开业,至1945年,全省已成立开业者63行,占陕西所辖92个县的68.48%,县银行数目居全国第二位。[2] 1942年,日寇占领缅甸,侵入滇西,西南震动。国民政府把敷设金融网的重心由西南偏向西北,四联总处遂于1942年9月5日拟订了《筹设西北金融网原则》,从而推进了西北及陕西金融体系和网络的建设。随后,陕西农村的合作社蓬勃兴起,合作事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据1942年《陕西省统计资料汇刊》第五期的统计,1942年全省各类农业合作社增加到11260个,社员数达592924人,银行贷款金额增加到6414693.95元。合作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农村中传统的金融借贷关系得以改变和重构,从基层上扩展了陕西境内的金融体系和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的金融借贷模式。 　　同时,陕西当局为了配合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早在1937年4月就将原农业合作委员会改组为陕西省合作委员会隶属实业部及省政府。[3]而且还开办了全省农村合作讲习所,训练基层金融人才,举办农业合作社,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金融的发展。 　　陕西省银行成立不久,就创办了《陕行汇刊》《总行通讯》等金融刊物。这些著作对于研究西北,特别是陕西从清末到抗战前后的经济金融变迁和近代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二 　　陕西金融近代化发展有其特殊原因,又呈现出内陆省份金融近代化的具体特点。 　　第一,中原大战后,西北地区渐趋纳入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到1935年,陕省地方秩序,日渐安谧……乡村有昭苏之歌,城市呈活跃之象,……从此繁荣……”。[4] “1938年5月,所有本省地方金融机关,至是乃趋统一”。[4]金融机关的统一是金融近代化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条件,这一趋势极大的推进了陕西金融近代化的发展。 　　第二,国家行局进入陕西和大批商业银行、地方银行和金融机构在陕西开展业务,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金融业的发展和近代化的步伐,“迨二十三年国家商业银行相继设分行处,抗战后各地方银行亦来设办事处,于是本省银行业日发达”。[3]这对整个陕西省金融业的发展起了带动作用,为其发展提供了助推力。 　　第三,陕西省金融业的近代化是与其早期工业化,抗战经济发展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它们具有共生、同步的特点。这也是内陆省区金融近代化之路中独具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仅陕西省银行在1931年对工商企业放款以法币计为3403044元,1932年为2603423元,1933年为1881951元,1934年为3395282元,1935年为4160191元,1936年为7191958元。[5]更为重要的是,1931年陇海铁路通至潼关,1934年底通至西安,在此前后以陕西西安为中心通往西北各地的公路干线相继通车,不仅为战略物资、工业原料和产品的运销创造了便利条件,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新式金融业的发展,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使企业不仅可以用地皮、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为担保取得长期信贷,而且还可以用仓库存货、栈单等资产作抵押从银行贷款,信誉昭著的法人团体亦可取得信用贷款,从而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方便,这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近代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陕西迅速崛起,除直接得益于内部与周边大环境的变化所提供的空前发展契机外,尤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金融业对工商业的支持和挹注,使金融近代化与工业化产生了一种交互效应,形成了金融业与工商业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的局面。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定西安为西京,以陕西为中心的大西北成为抗战赖以依托的大后方。在战时,军民极度增长的需求的客观形势,迫切要求全面加快陕西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要加快金融近代化的进程,加快西北工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国民政府把西部作为抗战建国的根据地,不仅对陕西进行政策倾斜,一面继续敷设金融机构,一面通过原有和新设的金融机构加大对陕西的资金投入。在经济金融政策方面,又颁布了《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中、中、交、农内地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