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释的转向：朱熹的《诗集传》.docVIP

经典解释的转向：朱熹的《诗集传》 　　司马迁有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8226;太史公自序》)。倘若如此,《诗》必定立意深远、极高明而道中庸。可是。后来的朱熹却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诗集传#8226;序》)倘若如此,至少《诗》中的《风》就谈不上立意深远、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仅如此,历代经师的诗说反倒阻碍了我们欣赏清新淳朴的民歌。朱熹的《诗集传》作为宋儒解《诗》的集大成之作,统治后世七八百年,为什么这位宋代大儒会主张《国风》出于民间说?为什么《诗经》乃至五经,在宋代的地位与解释路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年前,见《诗集传》出了新的点校本,朱熹:《诗集传》,王华宝整理,凤凰出版社,2007。这些问题霎时又变得新鲜起来。 　　勘察两千多年来经解的思路,我们不难发现,经学解释其实不外两条路:汉学、宋学。“上古之时学必有律。汉人循律而治经,宋人舍律而论学,此则汉宋学术得失之大纲也”,“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宋、元、明人说经之书若此者多,而实宋人为之俑始。”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189―190“盖宋儒改经其弊有二:一曰分析经传,二曰互易篇章”。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见《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11―119 　　汉学治经经世,宋人明经治心: 　　汉:宗经(古)――崇《五经》――依传解经,疏不破注(古)――(对经书作)政治哲学的解释――体贴孔子(古)――经世――经典与国家 　　宋:疑经(今)――崇《四书》――离传解经,直指本义(今)――(对经书作)理学文学的解释――体贴自己(今)――治心――经典与性理 　　可以看出,汉宋两家守住的东西非常不同。汉人宗经,体贴的是孔子,揣摩的是圣人制作的意图;宋人疑经,体贴的是自己,发明的是宇宙―人心的理;汉人治经经世,圣人经书对他们而言就是人世间的“法”;宋人明经治心,经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得意忘言”的那个言,言虽不可废,却不再是根本――从“得意忘言”到“六经注我”再到“束书不观”,皆不过一步耳。从某种意义上讲,宋人的理学,其实是把经学哲学化。 　　经学解释的哲学化转向为什么会在宋儒身上发生?换句话说,宋儒为何要把经学哲学化?宋儒当时面对着怎样的困境?要摸透这些问题,可能首先得理清中国文化的纹理。孔子定六经,为后世制法,其宏旨与其说是宗周,毋宁说是为了维系华夏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汉帝国建立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教经书治国,正是经旨所在。这一局面到魏晋时期发生了变化,最要紧的是佛学入华。佛教并非政制性的宗教,而是义理性、关乎个人伦理的宗教。因此,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原,佛教以其对个人伦理的关怀,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中迅速流行。正式的佛经翻译,早在东汉便开始,隋唐之际已灿然大备。如果,佛学在进入之初还要靠与中国文化“格义”一番,那么,到隋唐,佛教俨然已自立门户,成了庞大独立、完全与儒、道对峙的宗教。唐初,官方修订《五经正义》,不能不说有某种抵制佛学、匡护儒学正统的味道。但《五经正义》成后,经解难越雷池,经学日渐死寂。相反,佛教理论至深至浅,其对个人身家性命的细腻看护,使得佛教伦理老少皆宜,况且,佛学思想绵密高超,又颇得高雅之士欣赏。因而,当佛教在中唐大盛之际,就有儒教士站出来“排佛卫道”。 　　理学的源头远可追到王弼,近可想到韩愈。宋儒接过韩愈“排佛卫道”的任务,并从王弼的说经方法中得到灵感,大有当年孟子距杨、墨的气概。宋五子之所以重《易》,可以说是他们对佛教义理系统的对抗――儒学也是如此精密玄奥!宋儒竭力发明《易》,不过是要为儒学自身的思辨体系打下基础。 　　宋儒对付佛学的方式,有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他们从佛教那里借用大量阐释义理的方法,来重新解释五经――五经政教性太强,故表彰四书。宋儒借用佛教,打造与佛教相匹敌的思想体系,无意之间,把儒学哲学化、或形而上学化了――“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庄子#8226;齐物论》)――儒学发展到理学、心学,已在大谈宇宙。 　　观理学家之尊孔,基本有得于孟子。孟子去圣亦有百年,随即上溯到子思的《中庸》、曾子的《大学》,最后通孔子的《论语》。 　　理学以求孔颜所乐之鹄的,实有二氏之学在其中。……惜颜渊先孔子卒,外王之事未用,……故理学之境,即使认为以及颜渊,尤未及孔子,其间同与异,岂可不辨?潘雨廷:《论孔子与“六经”》,见氏著《易学史发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3―24 　　宋儒表彰《四书》义理,对付佛教,正儒学之道。《四书》的次第最终通向《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