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要志愿者化 (2).docxVIP

到200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到7600万，几乎占了中国总人口的6%，加上差不多同等规模的、直接外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占了人口的10%以上。从理论上说，党员是社会的先锋分子，而共青团则是党最有力的助手。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党、团员占人口的比例，和党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环境与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很不相称。党员的不作为、党的干部的腐败、党和中国社会整体严重脱节等等因素，已经导致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紧张、干群关系的紧张。中国社会所说的信任危机，指的就是政府缺少公信力或者社会对政府缺少信任。如果信任危机不能得以克服，政府和社会之间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就不能得到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公开化，从而导致执政和治理危机。这些年来趋于频繁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问题是何等严重。 缺乏互信的恶性循环 　　这表明，党本身需要改革。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在不断壮大，但社会更多的是给改革创造压力，而非改革本身。如果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出了大问题，那么党对改革的领导能力就会成问题。就改革而言，中国已经走到了令人担忧的一步。很多年里，改革的动议越来越少。即使出现一些改革动议，也往往是缺少有效性，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连小雨点都没有。有效改革的缺失，加上腐败的每况愈下，政府在社会的公信力大大下降；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进而又对改革产生负面的影响。无论政府推出什么样的改革，社会都会抱怀疑的态度。现在，即使政府真正想推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政策也常常遭到怀疑，社会对政府政策的高度怀疑，使得政府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人会怀疑，党如果要长期执政，并且是有效执政，就必须改革，牢固树立其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党的改革可以从多方面进行，但其中很重要、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重新建立党和社会的连接点或者有机关系；就是说，要回归党本来的存在意义。根据共产党的理论，党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应当不是个问题，因为党本身就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党员仅???是社会成员中的先进分子。但理论归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看到和体会到的是党和社会的严重脱节。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党和其各种外围组织（包括共青团）的建制化（或者官僚化）。任何政党，一旦建制化，和社会脱节就不可避免。一旦建制化，党就会“城堡化”，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这种情形，东西方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在西方，因为存在着定期的选举，政党比较能够维持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一旦和社会过分脱节，就很难从社会获取选票而执政。再者，因为西方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选举，所以建制化的程度并不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是社会的有机部分，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但革命之后，党本身很快就建制化。不仅党本身是这样，连其外围组织也高度建制化。可以说，党是通过把所有社会团体（包括民主党派）建制化来重组社会的，使得各个社会组织都依附于党本身，并成为党的社会基础。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说，人们可以说，党的社会基础建制化了。但正因为党的社会基础被建制化，党必然和整体社会脱节。建制化的组织往往追求的是其本身的利益，而非整体社会的利益。 中共建制化的逻辑恶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出现，党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变化。为了与时俱进，扩大社会基础，党开始向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敞开大门。执政党不仅容许和鼓励发展民营企业，而且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参与政治。这样做表明党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也的确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党向社会单方面的开放，并不能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因为这样做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即建制化，把新兴社会阶层纳入建制。这些群体除了在党内（或者政府内部），利用建制来追求利益之外，很难说能够为社会整体追求利益。实际上，新兴社会群体进入党内，并没有改变社会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日益不满的声音。 　　怎么办？如果在任何社会，建制化有其必要性，那么要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就必须让党员（和其外围组织成员）走向社会，让他们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就是这里所说的“志愿者”化。西方政党的很多党员都是志愿者，尤其在选举期间。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党员并不多，普通党员大都是志愿者，帮助执政党的议员和部长，联系群众。 　　党员的“志愿者”化有助于培养他们对党的认同感。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党员越来越多，但党的认同感越来越淡。在中国，入党的过程本身就有问题。西方的政党是选举党，入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帮助党赢得选举。在中国现在要求入党者（或者被要求入党者）动机越来越功利化。理论上，入党还是要追求党的利益的，但实际行为上，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党的利益为何物？有人说，现在的入党过程就是“假话”的社会化过程。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入党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