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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话语的伦理和价值观 摘要：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才符合道德的目的性，而不是仅仅被用做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事实上，公共话语并不总是符合道德伦理的，因为公共话语常常被用做一种手段，甚至是不正当的手段。这样的话语不能说没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例如，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效性高于一切、贯彻某人的最高指示、维护某种根本利益或制度等等，都可以说是“价值观”。但是，这样的价值观与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合乎道德自身目的性的公共话语伦理是相违背的。 南都漫画/邝飚 ●嘉宾简介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2009）。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要人说话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现状。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才符合道德的目的性，而不是仅仅被用做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事实上，公共话语并不总是符合道德伦理的，因为公共话语常常被用做一种手段，甚至是不正当的手段。这样的话语不能说没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例如，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效性高于一切、贯彻某人的最高指示、维护某种根本利益或制度等等，都可以说是“价值观”。但是，这样的价值观与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合乎道德自身目的性的公共话语伦理是相违背的。修辞伦理从古代开始，对修辞的研究，就一直包含着伦理的层面。所谓修辞，也就是使用语言，有效说服他人的技巧、技艺或艺术。修辞这种公共话语的伦理价值包括“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离开或背弃了这样的伦理价值、言论技巧就会成为一种“不正当”的修辞，一种为达目的可以无所不用的手段，一种不正当的诡辩或巧言。说话技巧不可能与说话者的心态和目的分开，而说话者是否能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却是一件很难证实、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总是既感到需要，又有所提防。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也就是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懂得说些漂亮的门面话，甚至引经据典装饰，因而缺乏真诚的心意。孔子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负面含义，注重技巧，尤其是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便成为一种有道德瑕疵的语言行为。人们对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修辞造成情绪的激动，诉诸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被打动而被说服，这种赞同往往与接受真实信息，并认真思考有所不同。这也是柏拉图讨厌修辞的原因。言语可以形成公共看法或公共舆论，柏拉图既不喜欢“看法”，也不喜欢“公共”。柏拉图认为，公众应当由具有智慧和知识的哲学家国王统治，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说话要说得好，必须是说话人心中对他所说的题目的真理已经有了认识。苏格拉底指出：修辞学是这样一种技艺，无论在法庭、公共集会上或是私人谈话中，用言辞来影响人心。无论讨论的问题是大是小，只有正确地运用它才能受到尊敬。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运用修辞术可以将同一件事情对一些人说成是，对另一些人说成非。这似乎正是裴德罗的想法。裴德罗便不同意苏格拉底的意见，他说演说的人并不需要知道真正的正义，只要能说得让作判断的群众认为是正义就行；他也不需要知道真正的善和美，只要群众认为是善和美就行，只要让群众认为是正义、善和美，便可以说服群众了。公共说理的听众参与而亚里斯多德把研究修辞的重心放在“听众”上，逻辑是说理的重要部分。但是只有当听众能够参与到互动的说理过程中去的时候，逻辑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独裁者除了作用暴力威胁之外，也会“说理”，不过是用他自己的那一套逻辑说理，而且还排斥被统治者参与的说理。当统治者怎么说怎么都有理的时候，公共说理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公共说理必须要有听众参与。根本理由是，话语实践中运用的是“省略三段论证”，也就是一种某个部分有缺损的“省略三段论证法”（又叫修辞三段论证法）。从完整的三段论证法可以得出确实无疑的结论，但“省略三段论证”就需要说服者和说服对象一起合作，通过辩论对话过程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结论，它要求听话的人来填补论述过程中缺损的证实环节，因此也激励听话者的参与。例如，有说话者说：“白人参加黑人民权运动，会削弱它的力量，就像牛奶加进咖啡，会减弱咖啡的浓度。”听话者就可以提出反驳：人不是咖啡，不能用咖啡类比，从逻辑上说，一切类比只有解释作用，没有直接的